一、遗产税的经济效用与行为激励

一般认为，各国政府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旨在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为了驱钱出笼，刺激消费。二是为了调节收入分配，抑制收入的两极分化，达到调节过高收入、防止分化的目的。由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所限，富人数量有限，同时长期形成的消费倾向可能很难因为遗产税而产生迅速的重大改变，所以遗产税对消费的刺激作用非常有限。因此关键目标主要是通过征收遗产税、赠与税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促进收入分配格局向中等阶层占绝大多数的“橄榄形”转变。

除了调解收入分配这一直接的经济效用之外，遗产税还会产生多方面的行为激励。首先，遗产税倾向于鼓励社会公益捐赠行为。由于社会公益捐赠一般都是税收减免的对象，同时又有益于富人或家族产业的公益形象。在遗产税和赠与税制比较完善的情况下，较之被国家征走遗产的绝大部分，富人可能更倾向于采取捐赠的方式实现个人道德上的满足感，同时对自己形象作“隐性投资”。不论出于哪种目的，捐赠的增加对社会公益事业无疑是有益的。第二，遗产税可能成为防治腐败的有利方法之一。学者王明高在论及这个问题时说：开征遗产税就是为了反腐，这是不准确的。但是，遗产税可以增加贪污受贿者的“经济成本”，这些人冒着巨大风险所得到的收入，最终有相当一部分以税收形式上缴财政;遗产税还会增加腐败行为暴露的可能性，贪污受贿者的行为都是在黑暗中的交易行为，其所得必然见不得光;遗产税的开征，必定会促进金融实名制、家庭财产申报制等相关制度、措施的制定和完善。当政府官员的家庭财产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时，其趋利心理也就会有所收敛。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不是靠一个税种能够解决的，它需要的是整个体制、制度的协调配合。

遗产税的负面激励也很显然：人们会尽力减少可能成为遗产的资产，以减少应税金额，逃避遗产税。这种避税行为主要可能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将资产转移到不征收遗产税或税率较低的国家或地区。香港最近取消遗产税，主要就是因为遗产税造成香港的海外投资下降，大量资金外逃，制约了香港经济的发展。当然，香港的例子带有一定特殊性;作为一个靠资金自由程度高和政府管理介入少来吸引资金的国际金融中心，它要力保政策上的优越性，这是与包括大陆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政策取向。二是采用提前转移财产(如赠与)的方式。虽然开征遗产税仍处于理论论证阶段，但这种避税方式已经在社会上出现。因传闻遗产税政策将要出台，北京、上海的一些市民开始提前把房产过户给子女。而一些浙江的房产投资者则直接用幼小子女名义买房，或把房屋产权转让给儿童，导致各地出现了大量的“儿童业主”。因为这种方法与赠与等规避遗产税方式相比不需要繁杂的“过户”手续，又省去3%赠与税或交易契税等费用。可见，层出不穷的避税手段，将来可能会给遗产税的征管带来相当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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