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原告：银森轮船有限公司。住所：香港德辅道中141号国际大厦六楼。

被告：华侨银行厦门分行。住所：厦门市中山路2号。

1993年12月11日，银森轮船有限公司（下称银森公司）与厦门生利经贸发展公司（下称生利公司）签订了一份《航次租船运输合约》（下称《合约》）。《合约》约定：由银森公司承运生利公司一批货物（毛石），从福建福鼎沙埕港至阿联酋的迪拜港。《合约》的“运费”条款规定：租船人需向船东出具全部运费的银行保函。《合约》的“争议解决”条款约定：在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的争议，应本着平等友好的精神，以本合同条款为依据，友好协商解决，或在香港依英国法律进行仲裁。同日，银森公司和生利公司又签订了一份《运费支付协议》（下称《协议》）。《协议》约定：本运费承担，保证／保函受香港法律管辖，对在此项下引起的任何争议，香港高等法院拥有排他的管辖权。

1993年12月15日，华侨银行厦门分行（下称厦门分行）向银森公司出具了《关于运费支付之担保书》（下称《担保书》），对《协议》和《合约》中生利公司所承担的支付运费义务提供担保。尔后，由于运费问题产生纠纷，银森公司向生利公司追索运费未果，遂以担保人厦门分行为被告，向厦门海事法院起诉，要求厦门分行按《担保书》的规定，承担担保人的连带责任，偿付运费。

「审判」

厦门海事法院受理本案后，厦门分行在答辩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其是根据原告与生利公司签订的《协议》向原告出具担保书的，《协议》明确约定本运费承担，保证／保函受香港法律管辖，对此项下引起的任何争议，香港高等法院拥有排他的管辖权。因此，厦门海事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要求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香港高等法院管辖。

厦门海事法院经审查认为：银森公司与生利公司签订的《合约》和该航次的《协议》中均提到有担保事项。厦门分行依据上述《合约》与《协议》向银森公司出具了《担保书》。《协议》约定担保事宜由香港高等法院管辖，但《合约》却约定争议要在香港依英国法律仲裁，且又未明确仲裁机构。《合约》与《协议》是相互联系的两份契约，《协议》是《合约》的补充，两份契约中分别约定了仲裁和诉讼的争议解决方式，已导致其约定无效。因此，原告向本院起诉，本案被告在厦门，本院有权管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于1994年11月10日裁定：

驳回被告的管辖权异议。

厦门分行不服此裁定，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合约》约定，合同履行期间发生争议，……或在香港依英国法律进行仲裁。《协议》约定担保依香港法律，由香港高等法院管辖。当事人的这两种选择均排除了厦门法院和中国法律的管辖权。当事人就担保问题特别约定其“争议解决”方式是合理合法的，应受法律保护。因此，运费担保纠纷应由香港高等法院管辖。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本案《合约》与《协议》是二份相对独立的协议。《协议》对运费问题作了更明确、具体的约定，且双方一致同意选择有别于《合约》的争议管辖和法律适用，应予准许。原审法院排除《协议》的约定管辖，并以《合约》约定的仲裁条款不明确为理由，行使管辖权的作法欠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于1994年12月27日裁定：

一、撤销厦门海事法院民事裁定；

二、本案依当事人签订的《协议》的约定管辖。

「评析」

本案一、二审法院在事实和证据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作出了二种截然不同的裁判。其争议的主要焦点在：（1）主合同《合约》订有“争议解决”条款，是否允许从合同《协议》另行约定不同的“争议解决”条款；（2）担保合同（《担保书》）与《合约》和《协议》的相互关系，及如何确定其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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