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媒体对隐私权这个法律概念越炒越热，甚至于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这样的讨论，对于普及隐私权的法律知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见诸于报刊等媒体的言论中，有很多对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的理解是不正确的，甚至以讹传讹。因此，有必要对有关隐私权及其保护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的阐释，将隐私权的认识统一到法律所限定的范围之内。

问题之一：我国法律不是对隐私权没有作出规定，仅仅是在民法基本法上没有规定隐私权

报刊上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是我国的法律对隐私权没有作出明文规定，还没有承认隐私权是公民的人格权。一些专家学者也持这种意见。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应当承认，在1986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时候，由于立法者对隐私权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因而在这部法律中仅仅规定了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身权，没有将隐私权规定为公民的人格权。这是立法上的一个疏漏。隐私权是公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人格权，它涉及到人的重要的人格利益。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民事立法如果不规定隐私权，无论它的内容是何等完备，它对公民人格权的保护都是不完善的。

在《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以后的不长时间里，人们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立法和司法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对这一立法疏漏进行补救。

首先，是在司法上采取措施，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问题进行司法解释。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采取变通的方法，规定对侵害他人隐私权，造成名誉权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追究民事责任。其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这是最高司法机关对于公民隐私权保护的第一次司法解释。基于《民法通则》对隐私权没有作出明文规定的客观事实，为应急需，做出这样的司法解释，确认公民享有隐私权，对隐私权采取间接保护方式进行保护，这是司法机关对人格权进行完整的法律保护的一个重要举措。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重申这一原则。该《解答》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这一司法解释继续沿用1988年司法解释的原则，对隐私权仍然采用间接保护的方式。

其次，立法机关在立法上采取措施，确认隐私权是公民的人格权。在《民法通则》以后颁布的一些新的涉及到民事权利的法律中，有对隐私权的规定。这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在这两部法律中，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妇女的隐私权，都作了明文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妇女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宣扬隐私等方式损害妇女的名誉和人格。”在《残疾人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都设置了保护残疾人、消费者和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条文，在这些关于合法权益保护的条文中，都包含隐私权保护的内容。

最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都规定了对隐私权保护的条文。1979年《刑事诉讼法》、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都规定对涉及隐私（阴私）内容的案件不公开审理，这同样是对隐私权的保护。在新修改的这两部法律中，同样强调了这样的原则。

由此可见，我国的法律并非是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规定，而仅仅是在民法基本法即《民法通则》上，没有作出普遍性的规定。笼统地说我国法律没有对隐私权作出规定，是不客观的。从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内容看，我国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承认公民享有隐私权，并且采用间接保护的方式进行保护。否认这一点，就是对关于隐私权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成果的否定，是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的了解和掌握并不准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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