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中，通常情况下认定被告人的年龄与案件处理没有多大关系，如成年被告人，但是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年龄的准确认定则显得尤为重要，这关系到对被告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是否适用死刑等。笔者结合审判实践，对认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形式作一探讨。

一、书证

书证包括户籍证明、出生证、防疫保健卡、学籍卡等，这些可以作为认定被告人年龄的依据。但实践中有时不能准确反映被告人的真实年龄，有些地区，特别是农村，由于户籍管理不到位，医院发放的出生证明不规范，有些父母为了孩子参军、入学的方便，将孩子的年龄作相应地更改。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应该按公历计算的，但在农村，有的父母为孩子申报户口时未按规定报公历的出生日期，而是申报农历的出生日期，这就带来了年龄认定上的差异。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一般来说，一个人的防疫保健卡上记载的年龄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因为一个人一旦出生，便建立起防保档案，在什么阶段什么时间进行防疫保健卡上会有如实的记载。如2002年12月份法院审理的一起盗窃案件中，被告人的户籍管理卡出生日期是1984年10月，起诉认定的也是这个出生日期，庭审时，被告人自称是1984年农历10月生，查阅万年历，发现1984年农历闰十月，如果被告人是后十月出生，则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按照法律规定，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的，应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及其聘请的或指定的辩护人参加诉讼，后经休庭补充查证，根据相关证人的证言及被告人防保卡上记载的出生日期，认定被告人系1984年农历闰十月后一个月出生，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充分保护。因此，在依据书证认定被告人年龄时，亦不能一概而论，如有异议，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二、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

在一些书证无法取得或书证存在瑕疵时，对被告人年龄的认定可以依靠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认定。如在农村一些地方，由于计划生育管理滞后，超计划生育，孩子的户口得不到落实，属于“黑户”。还有些地方人口流动频繁，特别是搞船只运输的，常年在船上，户口未及时申报，或他人代为申报，这样，可能造成年龄认定的差异。因此，书证无法认定时，可以通过证人证言来认定。哪些证人的证言比较客观真实，一般说来，接生人员、与被告人同月出生的邻居的父母、被告人的父母及亲戚的证言比较可靠，如果与其他证据不相矛盾或有其他证据印证，可以采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证人证言均能证实被告人的年龄，应分析定之。如一起寻衅滋事案件，被告人自报一个出生日期，户籍证明上又是一个出生日期，辩护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又是一个出生日期。经调查，被告人是在家里由接生婆接生的，其父母称申报户口时为了入学方便将其出生日期作了更改，相关证人也证实被告人未满十八周岁。由于本案疑点较多，法官没有轻意采信证人证言，而是通过调查与被告人同是邻居又是同年同月出生的孩子的父母，发现与证人证言证实不符，后又调取了被告人的防保卡，证实被告人犯罪时实际年龄已满十八周岁。所以在运用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时要综合考虑，从而作出正确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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