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年至2006 年间,四川省医疗卫生系统在专项反商业贿赂行动中,包括36 名医院院长、副院长在内的128 人被依法查处,其中仅自贡市第一医院涉案金额就达500 多万元。

2005 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涉嫌商业受贿被检察院刑拘留。继郝和平案发后, 与之有相关联系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卢爱英等6 名高级官员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检察机关刑事拘留。

2002 年至2006 年间，原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局副局长王克军， 收受北京某医疗器械公司给予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35.5 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1］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显示：仅2006 年1 月至10 月间， 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医药购销、商业零售、建筑、旅游等各类商业贿赂犯罪嫌疑人5117 人，提起公诉4212 人，立案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8010 件，涉案金额8.8 亿余元。［2］

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与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极为敏感。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全国药品行业， 作为商业贿赂的药品回扣， 每年侵吞国家资产约7.72 亿元，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左右。［3］该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不但加剧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更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声誉，败坏了卫生行业和医务人员的形象，成为滋生贪污、行贿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医院的采购人员、供销人员及个别领导利用工作之便，收受贿赂，损公肥私，使一些劣质药品、器械流入医院， 引发医疗事故， 对医院和患者造成极大损失，群众的不满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2008 年11 月20 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首次全面梳理了商业贿赂的具体形态，结束了我国“商业贿赂”没有确切规定的历史。《意见》总共包括11 条内容，明确了商业贿赂犯罪涉及的范围等7 个方面的内容， 此前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得到部分解决。［4］

《意见》中直接涉及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的规定为：医疗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采购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或者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385 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医疗机构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163 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163 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上述规定， 传递出国家打击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力度不断升级、范围不断扩展的决心，更为司法机关及时有效惩治此类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案件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仍然面临许多法律适用的难题， 对一些多发的商业贿赂行为如何定性还存在一定争议和模糊认识， 影响到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治理活动的深入开展，鉴于此，本文对《意见》未予明确说明的部分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希望能够为之合理解决有所助益。

一、医生在诊疗过程中收受“红包”行为的定性

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红包”现象主要指，医生凭借其专业技术， 在诊疗过程中收取患者或家属财物的行为。在我国现有的医疗环境中，由于医患地位的严重不对等，患者向医生送“红包”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潜规则，特别是在手术台上，动辄几万、几十万的红包更是屡见不鲜。这种行为不但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更败坏了医疗行业的风气，群众反映强烈。救死扶伤本是医生应有的职业操守， 但有些患者却认为医生如果不收“红包”，就是对治疗没有把握，手术就不会成功，这种不信任的心理更加折射出此类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这种“潜规则”倘若得不到有效整治，毁损的不仅仅是医疗行业公共服务的诚信根基， 更影响到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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