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任何一个部门法之所以能独立存在，就是因为它有着与别的部门法不同的调整对象。然而在我国，无论是刑法典还是刑法学都没能正确揭示刑法的调整对象。而调整对象的确立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刑事立法及刑法学体系是否科学。因此，加强刑法调整对象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笔者认为，刑法的调整对象既不是广泛的社会关系，也不是犯罪与刑罚的关系。对刑法的调整对象应进行多层次的剖析。从表层看，其调整对象是刑事关系(或刑法关系、刑事法律关系，下同);从中层看，其调整对象是刑事责任关系;从深层看，其调整对象是政治关系。刑事关系和刑事责任关系是对刑法调整对象的法学认识，政治统治关系是对刑法调整对象的社会认识。

一、刑法调整对象的若干观点评析

就笔者所知，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刑法的调整对象存在着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广泛社会关系说”、“罪刑关系说”和“刑事法律关系说”，其中，以“广泛社会关系说”的影响最大。

(一)“广泛社会关系说”评析

该说认为：“刑法所保护和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广泛，凡是涉及到统治阶级利益的重要的社会关系，刑法都要予以保护。”(注：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所有部门法所保护和调整的社会关系，也都同时借助于刑法的保护和调整。”(注：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一些法理学教科书也认为：“刑法可以调整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注：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该说在我国影响最大， 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最大。

笔者认为“广泛社会关系说”是不成立的，理由如下：

1.该说不符合刑法的本质。刑法是国家制裁犯罪分子的法律，而犯罪的本质是危害整个社会的行为或反对统治关系的行为。因此，刑法只应调整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者、统治者的国家在同犯罪行为的斗争中发生的关系，即只调整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应调整什么广泛的社会关系。

2.该说与法理不符。从法理上讲，任何部门法都必须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否则就不存在该部门法。如果说刑法调整广泛的社会关系，这实质上是说刑法没有特定的调整对象，从而否认了刑法存在的必要性。

3.该说混淆了刑法的调整对象与刑法的目的。保护各种社会关系是刑法调整特定社会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保护不等于调整，保护发生在社会关系外部，而调整发生在社会关系内部。刑法并不通过调整人们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等领域的行为从而对这些社会关系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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