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于超杀害安徽女老板案件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备受贵港各界和广西安徽商会的关注，人们纷纷要求司法机关严惩凶手。(本报10月26日《政法周刊》)。

对于这起凶杀案，除凶徒于超的残暴让人惊讶外，笔者还注意到，于超曾于1982年7月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1992年又因盗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04年12月13日被假释。按照法律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十年。也就是说，于超再次犯罪的时候，还在考验期限内。这就不能不叫人产生这样的想法：这罪犯究竟是否应假释?假释后又该如何监管?

当然，我们相信司法机关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假释条件给予于超假释的。在执行刑罚期间，罪犯于超可能确有悔改表现，符合了假释的条件。但是，我们对假释这事还是应该慎之又慎，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有时表现是可以伪装的，假如其表面一副悔改诚实的样子，但实际上贼心未死，恶性未除。那么，这样的罪犯，一旦被假释回社会，无异于放虎归山。因此，司法机关必须从严把握，不能轻易给予假释。

更重要的问题是，对被假释犯罪分子应如何监督管理?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仍然负罪在身，仍是罪犯，不享有普通公民的权利。法律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其必须遵守法律法规，按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监督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不知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于超从桂林来贵港打工，是否经批准?也不知其这段时间的活动情况是否向监督机关报告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于超没有报告其去见受害者并向受害者“借钱”的情况。因为，如果其报告了，其恐怕就不敢如此胆大妄为，行凶杀人了，悲剧也就可能不会发生了。

可见，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必须进行严格的监督，这是法律赋予政法机关的职责，也是社会的共同责任。但由于政法机关办案任务繁重，有时可能会出现疏于监管的情况;而作为社会力量的村委会、居委会或其他民间组织的作用又无法得到正常发挥，因此，对被假释的犯罪分子的监管出现了空洞，以至于于超在考验期间内再次犯罪。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希望这起以善良公民的生命为代价的案件能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对罪犯的改造、假释以及假释后的监督等问题和漏洞予以重视和改进，以使罪犯真正洗心革面，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同时也让群众安全、安心地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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