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责任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此前，一些相关的法律也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而最高人民法院在诸多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性质、范围和要求作出了界定和细化，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未达到严重后果而请求赔偿的，一般不予支持。且明确将精神损害赔偿金与死亡赔偿和残疾赔偿金作出了区分，从而赋予了精神损害救济制度更为独立的地位。这些规范的出台，无论是对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遏制民事违法行为，还是对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实践的实际需要，都具有现实意义。然而，现有法律依据中的精神损害要求的“严重后果”又使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以至出现了诸多裁判不统一，甚至有悖我国现有民事侵权法律规范精神的情形。因此，有必要对“严重后果”标准作出规范和明确。

笔者提出的问题是：第一，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达到何种程度，或者在何种情形下可以认定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为“严重”。2、对诸如侵犯名誉权、隐私权，致受害人精神利益损害，其“严重后果”如何把握。

二、精神损害产生基础的分析。这种基础分为人身肌体的伤害和精神利益的受害。人身肌体伤害又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生命的丧失,受害人自己已无意识,不存在精神损害,但是受害人的家庭的完整性遭到破坏，正常的生活节奏被打乱，其近亲属则是受到失去亲人的精神打击。另一种情形是受害人受伤或致残，其结果是，身体的整体功能和完整性受到破坏，严重的则丧失劳动能力；他们除物质损失外，在生活中面临的还有由于身体机能的丧失和残缺所引起的诸多障碍，需要克服长期的心理压力。面对社会，还需要克服自卑，需要不断地因寻找信心而负出代价。对此，单纯用物质上的补偿是远远不够的。精神利益的损害一般是因侵权人的非暴力手段对他人人格权中的名誉、隐私权的侵犯所引起的外界对受害人社会评价的贬损和降低而使受害人的工作、生活、社会交往受到严重影响，由此，而使受害人产生心理痛苦。一个正常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但共同的一点却是，除对必要的生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追求外，重要的还是对声誉、社会评价，生存价值等非物质的追求。精神利益的损害，就是对这种追求的阻却。其结果必然是受害人内心的不安和痛苦。

对精神损害产生基础进行分析，目的是，如何延伸出法律规范对精神损害救济的统一，包括对“严重后果”的具体界定和对侵权行为的遏制。其要点就是，这种损害空间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得到法律的援手。诚然，社会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纷争引发的精神侵权十分普遍，大至残杀伤害，小至口角是非，如果身体一般的精神刺激都可以请求法律予以救济的话，一是诉讼将成泛滥之势，法律资源也不堪其负；二是公权力不加区分地强行介入，不仅破坏了一些纷争本应存在的修复功能，相反还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紧张。因此，在探求精神损害的具体标准之前，有必要掌握好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要重视精神损害后果对社会整体面的牵引。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私权利义务关系，即侵权涉及的行为和结果，均在个人之间的关系中产生。对精神损害的救济，一方面，应由社会的力量，诸如道德、舆论、民间其他组织的协调作为调节的空间，而作为公权力的司法手段没有必要介入；另一方面，当损害后果达到一定的程度，已经不被群众普遍所容忍，且成为妨害社会健康和谐的一种现象时，法律规范就应当予以干预。这也是《侵权责任法》中“严重后果”的初衷。二是要看引起损害的行为对社会的破坏力。损害的后果发生在受害人身上，但侵权行为却表现在行为人身上。现实中，也可能产生这类情况，严重的侵权行为不一定会产生受害人精神损害的严重后果，而一般的侵权行为也不一定不产生严重的精神损害。行为和结果之间有时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形。在民事侵权中，受害人因各自社会经历、文化及心理素质的不同，精神损害在外观上会表现出千差万别，一些受害人内心痛苦，却在外观上无任何表现；一些侵权行为虽未产生受害人精神损害在外观上的严重后果，但其社会负面影响却很严重。如果单一地把后果作为法律救济的条件而忽视对侵权行为的谴责，也同样会产生司法方向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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