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民事案件上诉条件看两审终审制之不足

民诉法对当事人提起上诉的条件规定的相当宽泛，任何案件，不论诉讼标的额的大小，案情是否复杂，也不论当事人出于何种目的，都可以因一方当事人递交上诉状而引起二审程序，由上级法院对该案进行第二次审理。这样，一方面使一些很简单甚至是极简单的案件不能及时审结；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当事人出于侥幸心理或故意拖延时间等非正当目的，而滥用上诉权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对公正理念的歪曲，是对当事人和法院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也是对诉讼效率和诉讼经济原则的违背。

(二)从民事诉讼管辖看两审终审制之不足

首先，不利于摆脱地方保护主义和人情关系的影响。法院按行政区域设置，实行块块领导，司法管辖区域从属于行政管辖区域，地方各级法院的组织关系、人事管理、办案经费、物质装备等方面，均由地方负责，因而地方保护主义干扰司法的现象较为突出。其次，不利于提高法院办案质量。终审法院的级别偏低，从审判员业务水平的角度考虑，是不利于提高法院办案质量的。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两审终审在现实中大量变成了两审不终审，官了民不了，当事人对终审判决申诉缠诉不已。

(三)从内请制度看两审终审制之不足

内请制度也就是案件请示制度，是指下级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案件的实体或程序处理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研究后予以答复的制度。实质上，这种制度并没有法律根据，不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独立审判的要求，给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不合法干预提供了机会，而且妨害了当事人上诉权的行使。

(四)从高审级审判机构未能充分运转看两审终审制之不足

四级法院组织体系简明、统一，保证了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便于人民群众诉讼，应该说是科学、合理的。但是，两审终审制却使这种较优良的组织体系的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甚至可以说限制了这种功能的实现。由于绝大多数的案件是由基层法院作一审，因此，由高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进行二审的案件数量很有限，由其作出一审的更少。而作为高级审判机构的最高法院及高级法院，聚集一批优秀的审判人员和法律专家，办案条件也相对现代化，如此少的受案量，使这些人不能或很少能直接参与案件的具体审理，一些良好的审判条件不能充分运用，这对当事人、对确保案件质量、对高级审判人员本身的锻炼都是损失。

(五)从民事诉讼审理对象看两审终审制之不足

根据民诉法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也就是说，第二审法院既是事实审法院，也是法律审法院。在这种情况下，法律适用很难得到统一。这一是由于不同的法院在理解和具体适用法律上难免有出入，使得对法律的适用无法达到统一；二是因为民事法律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不仅规定上具有较大的弹性，有些甚至是空白，因此如何理解法律的精神，如何适用现有的法律规定，就会出现差异。如果在理解和适用法律上得不到统一，就会导致对同一类案件由于适用法律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结果。

(六)从审判监督制度看两审终审制之不足

两审终审和审判监督制度二者密不可分，审判监督制度实质是两审终审制度的保障和补充。设立审判监督程序的基本设想是，经过两审终审后，还可通过再审纠正错案。因此，如果审判监督制度存在缺陷和出现问题，将会动摇两审终审制利大于弊理论的成立。

１．审判监督制度严重削弱了终审判决和裁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再审一旦改判，原审判决就失去了法律效力，执行后的财产状况就需要重新调整，这一方面会增加再次执行的难度，另一方面还会使当事人甚至法院都产生一种认识：暂不执行，等再审判决之后再说，导致事实上终审判决已失去其终审的意义。

２．审判监督的程序不够严密。由于审判监督依附于第一审和第二审程序，不是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因此，有关它的法律规定不够完善、不够紧密，尤其在审查当事人申诉阶段，由于法律缺乏对审判组织及其人员的制约性规定，给人情、金钱、权势干扰司法提供了机会。

３．审判监督成本太大，并不经济。当事人申诉率和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都呈上升趋势，从某种意义来说，再审已成为事实上的第三审，而且，有些案件经过再审后还可能被发回重审，这样，有的案件就可能经过三次审、四次审，甚至更多。而且，一旦发生执行回转，费时、费力、费钱，这与设定两审终审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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