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案情 

原告毕某，女，1982年4月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 

住东阿县大桥镇毕庄村，农民。 

被告赵某，男，1982年12月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住东阿县大桥镇双凤村，农民。 

原告诉称：由于与被告相识之间性格差异较大，致夫妻感情完全破裂，故要求与被告离婚。 

被告辩称：我与原告有较好的感情基础，只因些许小事发生矛盾纠纷，但并未影响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故不同意离婚。即使判决离婚，原告亦应退还我彩礼款19000元，钻戒一枚和借款3000元。 

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12月原、被告经人介绍相识并订立婚约，当时原告在家务农，被告在部队服役。2008年5月14日原、被告自愿于东阿县民政局登记结婚。2008年11月被告自部队退役。原告诉称于2008年5月24日至8月12日、10月1日至10月12日先后去被告所在部队并与被告共同生活，被告不予认可，仅承认退役后曾在原告家中共同居住二天。2008年古历11月，在媒人撮合下商量催娶事宜，并拟定于2008年古历12月6日举行婚礼。此时原告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但未告知被告。被告在爱为原告送结婚所需棉絮时，因原告嫌弃棉絮质量不好双方发生争执，同时二人性格倔犟均不予妥协，致使矛盾愈演愈烈，原订婚礼亦被迫取消。2009年1月5日被告向本院提起离婚诉讼，2009年1月7日送达前原告告知被告怀孕之事并要求被告陪同前去中止妊娠手术，被告未允，原告独自做了人流之行为，更加激起原告对被告的不信任感，自此双方未再谋面。2009年1月22日被告自行撤回起诉，期间被告通过媒人和亲戚多次和好工作，但均未奏效。被告称订婚时曾给原告见面礼6000元、满水钱1000元、认家钱1000元，定娶时给与原告催娶钱10000元、满水钱1000元，原告父亲住院时，其父又给与原告2000元，对上述款项原告认可。被告另辩称原告之弟结婚时曾给原告1000元、退婚后给付原告钻戒一枚价值1500元，原告主张该1000元款项系被告给其弟的结婚礼金，不属借款，并否认收取被告钻戒。审理中，原告坚持离婚诉求，并以已共同生活为由不退还被告彩礼款，被告自认双方隔阂太深，无和好希望，亦表示同意与原告离婚，但以符合法律条件为由坚持要求应退还彩礼款。因双方各持己见，致调解不能达成一致。 

合议庭合议时，对下列事实无争议： 

1、关于离婚问题：原、被告虽有着良好的婚姻基础，并自愿登记结婚，但在定娶过程中因细微小事产生矛盾，且互不妥协让步，终至矛盾升级、事态扩大，继而造成信任危机，对婚姻的存续失去信心，虽经本院多次调解，终未奏效，现双方均认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之希望，并一致同意离婚，根据《婚姻法》“结婚自由、离婚自由”的基本原则，应依法准予离婚。 

2、关于彩礼的范围问题：一般来说，在定亲时说媒人或男女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婚前给付女方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首饰等较为贵重的物品属于实际意义上的彩礼。它与婚约均有直接关联，明确是以结婚为目的，带有浓厚的习俗风味。而在订立婚约后结婚前互相来往中，男方主动给女方的礼品，如烟酒、食品、衣物、少量现金则不认为是彩礼，而理解为一般的婚前赠与。同时对满水钱、认家钱系女方在定亲过程中因改称谓或某一行为而获取，付出了一定代价，具有明显的道德意义，一般情况下亦不按彩礼对待，均按婚前赠与。 

3、关于彩礼的认定：本案中，被告主张在订婚、定娶过程中共给付原告彩礼款19000元（包括满水钱，认家钱3000元），钻戒一枚，借款3000元，原告认可收取彩礼款16000元、满水钱和认家钱3000元、借款3000元，原告认可收取彩礼款16000元，满水钱和认家钱3000元、借款2000元，主张给其弟1000元系结婚礼金，否认收取钻戒。双方争议并不太大。根据上述界定范围满水钱、认家钱应按婚前赠与认定，故本案的彩礼款应局限于16000元。原告主张借款应由权利人主张相关权利。另给其弟1000元，被告虽予否认不属礼金，但确因原告之弟结婚时给付，在为由该种情形时亦就不会有该款给付的发生，故该款应认定为结婚礼金，应按赠与性质对待。原告否认收取被告钻戒，被告亦未提交相关证据，故该理由不予采信。 

二、关于彩礼款的定性分析： 

目前理论界对彩礼款的定性大致有五种意见：一是赠与关系，如《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同居生活前，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的财物可比照赠与关系处理……”的规定。赠与行为完成，财产所有权发生转移，再行索要缺乏法律依据。二是无效民事行为。以给付彩礼以限制婚约违背了《婚姻法》婚姻自主原则，侵害了公民的婚姻自由权，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75条规定：“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如所附条件是违背法律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故应认定因订婚给付或接受财物的行为是一种无效民事行为。【《澳门民法典》第1474条做出如下规定：因婚约之一放当事人无能力或反悔而未能缔结婚约时，任一方当事人均有义务按法律行为无效或可撤销之规定，返还曾获他方或第三人因订立婚约及对双方结婚之期待而赠与之物。”】。三是附条件赠与行为。以附条件赠与行为。以结婚为成就条件，若双方最终缔结了婚姻关系，赠与目的实现，赠与行为保持原有效力，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关系，所附条件未能成就，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赠与财产回复原始状态。【瑞士民法典第94条规定，婚约双方的赠与物，在解除婚约时径可请求返还。】四是不当得利。女方因婚约取得的财产是一种事实上的占有行为，并不发生财产所有权转移，在物权法上表现为用益物权，即他主占有，这种占有权根据所有人的意思可以消灭。占有权消灭之后，所有人根据返还占有权请求权可要求占有人返还不当得利，占有人负有返还义务。因双方未能结婚，当事人期待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故一方取得财物缺乏法律依据，应按不当得利予以返还。【《德国民法典》第1301条规定，婚姻不缔约的，订婚人任何一方可以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另一方请求返还所赠的一切或作为婚约标志所给的一切。”】五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以婚约的解除为所附条件，若条件不成就，赠与行为继续有效；赠与物的所有权归受赠人所有；若条件成就，赠与行为失去效力，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赠与彩礼恢复婚约前状态。【德国、瑞士民法典相关规定】。目前对第五种意见的倾向性越来越大。 

诚然，本案涉及的不是婚约的解除，而是对《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的理解与适用。但未明确彩礼法律定性和范围界定的前提下，仅靠解释第十条的规定，远远解决不了一些具体的审判问题。2007年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婚约彩礼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依据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原则，照顾无过错方原则和公平原则，将在婚约财产纠纷中发生的各种情况细化量化，并详细制定出“不予返还”“减少返还数额”具体情形。值得参考借鉴。 

本案争议最大的问题在于对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应支持返还彩礼款的法律规定。即对该条文中“共同生活”的理解。原告主张登记后随即去被告服役不对并与其共同居住三个月。“十一期间”又居住十余天，同吃同住，已构成该法条中“共同生活”的基本条件，故彩礼款不应再行退还。被告对原告上述主张不予认可，仅认可在退役后仅在原告家中住过三日，并与原告有过性关系，但主张偶尔的性行为并不能认为系“共同生活”，故要求原告退还婚前彩礼款。 

对“共同生活’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司法实践中在认识上也存有差异。有人认为，只要双方共同居住，无论时间长短，即便是一天，也应视为共同生活。也有人认为，共同居住应当经过一定期限，否则不应认定为共同生活。还有人认为，认定共同生活应当以双方发生性关系为必要。鉴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样，对于共同生活的认定，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共同”是指一同、一道。“生活”《辞海》解释为1、人的各种活动；2生存活着；3、生计；生涯；4、指工作或手艺。依照原意，共同生活应指意项1即一起参加的各项活动。按一般理解，共同生活应指在一定时间内夫妻或其他家庭成员共同持续稳定的家庭生活，是指双方真正走到一个家庭中，在经济上相互抚养，在生活上相互照顾，在精神上相互抚慰，为了共同的生活和发展而进行各项活动的过程。其中即要求双方履行夫妻之间的实质权利义务，也应要求双方有相互扶助、共同承担的经历。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们更看重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只有举行了该项仪式，人们才普遍接受双方成为夫妻关系的事实，共同居住生活才名正言顺。否则广大群众很难认为男女双方已构成真正的夫妻关系。综上，“夫妻共同生活”必须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夫妻双方，二是相互履行夫妻权利义务和共同扶助的经历；三是有一定的时间期限。参照河南周口中院的“指导意见，该期限不应少于三个月。” 

被告给付原告彩礼即非处于自愿赠与，又非原告索取，而是出于本地的风俗习惯使然，这种基于婚约所产生的财产流转关系，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婚约的效力。无论从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还是道德上的社会友善和和谐去评判彩礼行为，都不免失之公正。如支持男方诉求，则女方什么也得不到，未免失之公允；如不支持男方诉求，则极易诱发道德危机，甚至引发恶性冲突事件。鉴于赠与人请求返还彩礼的正当理由，应从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和社会公道等民法基本原则出发，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大小等因素，结合实际情况，可判决受赠与人部分返还，全部返还或受赠范围内适当补偿。《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有“对一方因彩礼给付造成其生活绝对困难，不足维持当地最基本生活水平的，可以有条件的支持一方请求返还彩礼款的诉讼主张。对适当返还作出的理论依据，德州和部分地区也有了相关案件。故本案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亦可作出按比例返还的判决，以10000元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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