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民事法律文件解读》

二十一、双方离婚后，男方进行亲子鉴定，发现自己并非孩子的亲生父亲，遂起诉要求女方返还抚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失n万元。对此类精神损害赔偿之诉是否应当支持，审判实践中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女方确有过错，且对男方构成精神伤害，故应当支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女方的行为并不符合法定的离婚损害赔偿构成要件，抚养非亲生子女能否视为一种精神伤害有待商榷，故不宜支持。请问哪种意见比较妥当?

答：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而男方受欺骗抚养了非亲生子女，代替孩子的亲生父亲履行了法定的抚养义务，男方得知事实真相后，当然有权利追索以前所支付的抚养费。从男方的角度来看，女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通奸生育子女，对其精神上造成了巨大伤害，故其同时有权要求侵权者赔偿精神损失。杨立新教授认为，这种案件行为人的行为所侵害的，不是人格权，而是身份权，是侵害亲权的侵权行为。配偶一方将本没有亲子关系的子女谎称为有亲子关系，使对方不明真相地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进行抚养，最终的结果却是抚养了非亲生子女。进行欺骗的一方在主观上具有故意，使配偶的身份权受到侵害，构成侵害亲权的侵权责任。有观点认为，这种案件属于无因管理，因为存在没有法律的原因而为他人管理事务，这个事务就是抚养他人的子女。但无因管理必须是无“因”而进行管理，事实上欺诈性抚养关系在进行管理的时候，是有“因”的，即在他人的欺诈下，误将他人的子女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抚养，尽管是“误将”，但也是有“因”;有观点认为这种案件属于不当得利，被抚养人的法定抚养人当然是不当得利，但不当得利不能概括行为的性质，仅仅指出了行为后果的性质。我们认为杨立新教授分析的颇为到位，只有认定这种行为的性质属于欺诈性抚养关系，是一种侵权行为，才能够正确界定这种行为的性质。[1]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赔偿精神损失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是两码事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通奸生育子女并不一定构成“与他人婚外同居”的赔偿要件，即通奸生育子女与“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不能等同。而判决女方赔偿精神损失的依据应是《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有关规定。

二十二、夫妻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在赠与房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吗?

答：夫妻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将一方个人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但没有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离婚时赠与房产的一方主张撤销赠与，另一方主张继续履行赠与合同，请求法院判令赠与房产一方办理过户手续。在此问题的处理上，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做法：一是认为夫妻之间有关财产的约定，只要系夫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认定为有效且对双方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相对于《物权法》及《合同法》的规定，《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的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因其强烈的身份性不应适用赠与合同有关撤销权的规定，任意行使撤销权将使夫妻财产约定变成一纸空文，故夫妻之间有关房产赠与的约定无需经过物权变动手续，离婚时法院可以判决房产归受赠方所有，对赠与房产一方主张撤销赠与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二是认为《婚姻法》规定了三种夫妻财产约定的模式，即分别所有、共同共有和部分共同共有，并不包括将一方所有财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的情形。将一方所有的财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也就是夫妻之间的赠与行为，虽然双方达成了有效的协议，但因未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依照《物权法》的规定，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而依照《合同法》关于赠与一节的规定，赠与房产的一方可以撤销赠与。

《合同法》对赠与问题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规定，如：“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婚姻家庭领域的协议常常涉及到财产权属的条款，对于此类协议的订立、生效、撤销、变更等并不排斥《合同法》的适用。在实际生活中，赠与往往发生在具有亲密关系或者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合同法》对赠与问题的规定并没有指明夫妻关系除外。一方赠与另一方不动产，在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之前，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是完全可以撤销的，这与《婚姻法》的规定并不矛盾。因此，尚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赠与，房产赠与人可以随时撤销赠与，对赠与房产一方离婚时主张撤销赠与合同的请求应予支持。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采纳了第二种观点，规定：“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一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需要指出的是，该条重点在于明确夫妻之间赠与房产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如果赠与的房产已经登记过户，但受赠的夫妻一方对另一方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行使法定撤销权。行使任意撤销权的依据是《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条件是赠与房产的产权未发生转移，不适用社会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法定撤销权是基于法定事由，由赠与人行使的撤销赠与的权利，其依据是《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

二十三、男女双方在婚前约定并公证：“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女方离职在家操持家务，男方每月支付女方劳动报酬5000元，不论男方经济状况如何。”双方按约履行若干年后，男方不再每月支付妻子劳动报酬5000元，妻子遂提起诉讼，要求男方按照协议继续履行，妻子的主张能成立吗?

答：对于这种丈夫支付妻子劳动报酬的协议，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符合《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的精神：“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审判实践中，依据《婚姻法》第四十条主张权利的并不多见，原因在于鲜见我国实际生活中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情况，而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夫妻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

双方既然自愿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妻子在家操持家务并由男方每月支付劳动报酬5000元，体现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这种协议应当是有效的，法院应支持妻子的诉讼请求。

二十四、男方不愿生育而女方坚持生育，能否免除男方作为父亲的义务?

答：司法实践中，经常有男方因种种原因比如经济困难、出现第三者、婚姻即将解体甚至不喜欢孩子而缺乏生育意愿的情况。比如甲男与乙女协议离婚，离婚时女方已经怀有身孕，男方给女方一大笔补偿，明确表示不要孩子，双方并协议约定女方中止妊娠。女方已拿到补偿款，但事后反悔，又生下孩子，此时男方是否要承担抚养义务。在男女双方相互协作而使女方怀孕后，男方不得基于其不愿生育而强迫女方堕胎，因为既然男方在和女性发生性关系时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这一行为本身表明其已以默示的方式行使了自身的生育权，这时其虽然不愿女方生育，但不得强迫，否则仍然是侵犯女方的人身权。根据《婚姻法》的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具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这一义务不受父母是否离异影响，不能因为父母的过错而免除对其子女的应尽义务，这主要是基于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而设的规定。何况男方在自己不想要子女的情况下，在性关系中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对子女的出生来说其行为本身也有过错，所以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因此，女方执意生育仍不能免除男方作为父亲的任何义务。

二十五、男方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分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2.6万元存款。女方辩称2.6万元是以女儿名字存在银行的，属于女儿的压岁钱，男方无权要求分割。男方则认为，如果夫妻离婚时不对压岁钱进行分割，在孩子没有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势必造成孩子跟谁过谁就有权支配的状况，对另一方是不公平的。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答：家长给子女压岁钱的行为是一种赠与行为。传统风俗习惯中，压岁钱是春节拜年时长辈给晚辈的一种礼金，有压祟(岁)、辟邪、祝福平安的含义，实际上属于一种赠与行为，而赠与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或者财产权利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行为。压岁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已经赠与子女，子女享有对压岁钱的所有权。即使子女的压岁钱来自与父母，但从赠出之始就从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中分离出来，从而完全归属于子女所有，况且银行存款实行实名制，女儿名下的银行存款，当然也应认定归女儿所有。在子女未成年时，夫妻一旦离婚，则由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保管该压岁钱。

二十六、生父与继母、生母与继父之间的婚姻关系一旦解除，继子女与继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也自然终止吗?

答：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的关系，虽然是以生父母与继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为前提，但在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抚养关系后，它是一种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解除，但不能认为生父与继母、生母与继父之间的婚姻关系一旦解除，继子女与继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也自然终止。

审判实践中应注意把握的是：第一，生父与继母或生母与继父离婚时，继父或继母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母抚养。因为生父母与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法律关系，这种基础决定了生父母对子女是第一位的亲权关系，而继父母与继子女是基于姻亲关系而发生的一种事实上的抚养关系。离婚时继父母不愿继续抚养继子女的，不能勉强，本着血缘关系第一位的原则，仍应由生父母承担抚养义务。第二，在通常情况下，受继父母抚育成人并独立生活的继子女，应当承担赡养继父母的义务，双方关系原则上不能自然终止。但是，如果双方关系恶化，经当事人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解除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成年继子女须承担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继父母晚年的生活费用。

二十七、收养关系解除后，养父母还可以要求养子女给付生活费吗?

答：《收养法》第二十九条是对收养关系解除效力的一般规定，即“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养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即行消除”。而《收养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则是对收养关系解除效力的特殊规定，即“收养关系解除后，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给付生活费”。请注意，这里法条的文字表述是“收养关系解除后”，而非“收养关系解除时”，立法上的一字之差使那些在收养关系解除后出现了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情形的养父母获得法律上的保障，这样规定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民法原理，也能够更好地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养子女与养父母收养关系解除后，对养父母承担的赡养义务在理论上被称为“后赡养义务”，其法律特征是：第一，后赡养义务产生于养父母与养子女收养关系解除之后，这是后赡养义务的时间特征;第二，后赡养义务的主体是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第三，后赡养义务的对象是既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这里包括缺乏劳动能力和缺乏生活来源两个要件，二者必须同时具备;第四，后赡养义务的内容是给付生活费，这是区别于赡养义务的实质特征。一般情况下，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既包括物质赡养又包括精神赡养，而后赡养义务发生在收养关系解除之后，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不复存在，因此，以解决生存问题为目的的物质赡养，即给付生活费成为后赡养义务的显著特征。[2]

二十八、父母请求子女返还买房的出资时，应如何处理?

答：由于父母与子女不和、子女离婚时父母为保全自己的出资等原因经常会出现父母请求返还出资的情形。从司法实践反馈情况来看，父母请求返还出资所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往往为借贷而非赠与。

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行为的法律性质，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应尊重双方意思自治。对父母出资行为的认定原则上应以父母的明确表示为标准。如果父母与子女之间约定为赠与或者父母明确表示为赠与，就是赠与关系。这里要注意，父母出资赠与的真实意思表示，一般应发生在出资的当时或在出资后。一旦父母在出资时或出资后作出赠与意思表示，则意味着赠与关系已经成立生效。父母日后再主张借贷关系则一般不能得到支持。第二，对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应严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基于彼此间密切的人身财产关系，父母的借贷往往没有借条，父母的赠与也往往没有明确的表示。此时应严格执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如果父母有关借贷的举证不充分，则一般应认定该出资为赠与行为。

二十九、对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如何认定?

答：在现代的医疗技术条件下，受孕既包括传统的自然受精，又包括人工授精(母体内受精)与试管婴儿(母体外受精)。人工授精生育子女，法律上称为辅助生殖技术，是指已婚夫妻借用现代生物技术，通过非自然的行为怀孕所生育的子女。根据受精方法的不同，可分为同质授精所生子女和异质授精所生子女两种。所谓“同质授精”，是采用人工授精方式，将丈夫的精子植入妻子的子宫内，这种方法所生子女，其法律地位一般不会产生质疑。而“异质授精”是将非丈夫的精子植入妻子子宫内，其法律地位难免会产生疑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复函的精神，一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精子与卵子来源于夫妻双方，只是采用辅助生殖技术使之结合怀孕所生的，该子女与父母双方均有血缘关系，是夫妻双方的亲生子女，其法律地位无可质疑。

第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事先经过丈夫同意或事后丈夫明确表示无异议，妻子采用人工授精技术怀孕，精子不是生育妇女的丈夫提供的，尽管子女与丈夫没有血缘关系，但生育妇女的丈夫应视为该子女法律意义上的父亲。而且一经丈夫同意，经过人工授精技术生育了子女，这种同意和认可是不能反悔的，因为孩子已经出生，对于既定事实不容反悔，否则极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第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妻子未经丈夫同意，擅自采用他人精子人工授精生育子女，所生子女与丈夫没有法律上的父子关系，丈夫不承担抚养义务，精子提供者也不承担抚养义务。

三十、甲某几年前与妻子乙某离婚，离婚时协议儿子丙某由妻子直接抚养，生活费、教育费则由甲某负担。丙某在与同学玩耍时将同学胳膊扭伤，经住院治疗花去医疗费、药费等近万元。但乙某无力赔偿，同学的父母向丙某的父亲甲某要求赔偿，但甲某以丙某未与自己共同生活为由拒绝赔偿，甲某的理由成立吗?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8条规定：“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侵害他人权益的，同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确有困难的，可以责令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共同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丙某虽是同母亲乙某共同生活，但其与甲某的父子关系并未因甲某与乙某夫妻关系的解除而消除。丙某将同学扭伤应予赔偿，在乙某无力赔偿时，甲某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甲某以丙某未与自己共同生活为由拒绝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十一、甲某在父母离婚后随母亲生活。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重点高中，甲某母亲在未经父亲同意的情况下，为甲某选择了重点高中，并交纳了3万元的择校费。甲某母亲事后同甲某父亲交涉，要求其承担择校费的一半，遭甲某父亲的拒绝。甲某遂起诉至法院，要求其父亲承担择校费的一半，甲某的主张应否得到支持?

答：《婚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但所支付的教育费应在必要的范围内。未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对子女教育费的承担以必要为限，上收费较高的私立学校、重点高中所支付的择校费用，或者是因考分不够而产生的择校费，以及为子女报读昂贵课外辅导班或购买昂贵学习用具等所产生的费用，都不在必要的教育费之列。超出必要限度的教育费只能由支出方自行“买单”，除非未直接抚养子女一方自愿承担。故甲某的母亲在未取得甲某父亲同意的情况下，选择较好的学校让甲某就读并支付高额择校费，应由甲某的母亲自行承担。

三十二、双方在法院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女方直接抚养，男方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直到女儿大学毕业时为止。但在女儿上大学后，男方无故不再支付抚养费，女儿遂起诉要求其父按照约定支付抚养费。因《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已将父母对子女的法定义务限定在“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已经就读大学的女儿还能再主张抚养费吗?

答：《婚姻法》规定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是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制定该条司法解释的初衷是考虑大学教育并非义务教育，进入大学学习的成年子女是为自己以后更好地就业创造条件，负担大学费用不应成为父母的法定义务，这样可以鼓励成年子女勤工俭学，凭自己的劳动收入完成大学教育。但从该司法解释施行后的情况看，有不少学者和法官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该条规定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现在大学学费日益高涨，靠成年子女自己勤工俭学很难完成学业。一般家庭的父母当然会尽自己所能支付孩子上大学的费用，而对于一些离异的家庭，情况就不容乐观了。有的继父或继母不愿支付继子女的大学学费，从而引发纠纷。

在父母对子女抚养期限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还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目前的司法解释执行，但法院应尽量多做调解工作，尽量保证尚在校就读的成年子女完成学业;如果父母离婚时约定支付抚养费至子女大学毕业时，就应按照约定履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规定的“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是对父母的最低要求，父母自愿负担女儿上大学的费用，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子女有权主张父母按约支付抚养费。

从现实情况看，上大学的阶段甚至大学毕业后尚不能完全独立生活阶段，父母资助的情况相当普遍。我们认为，在父母对抚养期限没有约定的情况下，父母抚养期限适用法定的高中教育阶段完毕后;在父母对抚养期限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适用父母的约定。

三十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可以请求分割共同财产需符合哪些条件?

答：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需符合以下条件：

1.存在重大理由

《婚姻法》所确定的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制度是《物权法》规定的共同共有的一种形式，必然要遵循《物权法》有关共同共有制度的一般原则。关于共同共有财产的分割请求权，《物权法》规定的原则是，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财产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共同共有人原则上不得请求分割共有财产，只有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才可以请求分割。《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仅规定了两种重大理由的情形：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应当注意的是，应将“重大理由”仅限定为上述两种情形，除本条规定情形外，既不能类推适用，亦不能扩大解释，以避免夫妻双方或者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随意主张分割共同财产，损害家庭稳定及影响夫妻共同财产保障功能的实现。如在判断是否属于第一种情形时，应区别当事人的不同主观意图。从主观上，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或者伪造债务等行为应为夫妻一方的故意行为，通过上述行为，实现侵占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因过失行为导致的共同财产毁损，不适用该条规定。

2.分割共同财产的前提是不能牺牲债权人的利益

如果夫妻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不必然支持另一方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只有同时满足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条件，方能获得支持。夫妻一方用夫妻共同财产承担法定扶养人或法定赡养人医疗费用，一与保护债权人利益冲突时，也不能侵害债权人利益。

因此，只有同时满足存在重大理由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条件时，法院才会支持当事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婚内财产分割的权利规定，无疑对于充分保障婚内财产权利有着重大意义。给无法离婚、不便离婚、不想离婚的当事人快速寻求夫妻共同财产权利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法律途径。

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时应注意：第一，此为不解除婚姻关系、不变更原夫妻财产制前提下的分割，当事人诉请分割的只是已经形成的现有夫妻共同财产，析产后，一方或双方重新获得的财产，仍是夫妻共同财产。国外多数国家和地区法律规定，婚内财产分割需以“非常财产制”为前提。也有少数囯家规定，婚内财产分割无需以分别财产判决(非常财产制)为前提，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在共同财产分割后，夫妻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而后者则继续实行共同财产制。由于《婚姻法》没有规定夫妻非常财产制，因而应当理解为分割共同财产后，夫妻对将来的财产仍然实行共同财产制。且继续实行共同财产制，对于保护收入较低弱势一方比较有利;第二，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权利人为夫或妻，第三人无此项请求权。

三十四、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其个人债务的情形，可否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答：在国外，当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其个人债务时，通常允许债权人请求法院宣告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但是《物权法》仅仅规定“共有人”有权提出分割共有财产的请求，相应地，在婚姻关系中，只有夫妻一方才有权提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债权人不具有该请求权。

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来看，只规定了两种情形，属于封闭性的条款。故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其个人债务时，不属于能够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三十五、夫妻一方擅自出卖共同共有的房屋应如何处理?

答：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纠纷，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将夫妻共同共有的房产出卖，另一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第三人返还房屋。随着《物权法》的出台、善意取得制度在法律上的真正确立，对于此类纠纷的处理，应该说已基本达成共识，没有太大的争议。问题的焦点在于，当夫妻一方擅自处分的房屋属于家庭唯一居住用房时，应当优先保护谁的利益?有的专家建议规定除外情形，即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唯一居住用房的除外。因生存是第一要素，夫妻一方擅自将家庭仅有的一套房屋出售，如果支持善意第三人的主张，会出现另一方无家可归的情况。从公开征求意见反馈的情况来看，多数意见认为，征求意见稿中的除外条款实际上否定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原则上这种例外条款不应允许。如果善意第三人付出家庭全部积蓄购入的房屋也是其家庭唯一生活住房，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利益?另“居住需要”也未区分普通型居住需要和豪华型居住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用房，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同时第七条还规定：“对于超过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房屋和生活用品，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在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需的居住房屋和普通生活必需品后，可予以执行。”既然民事执行程序中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对于唯一住房不予执行，显然考虑到了生存权、居住问题，没必要在婚姻法解释中再专门规定;在房价高涨的现实情况下，担心这个条款可能会被卖房反悔的人利用，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一条采纳了多数人意见，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精神作出了相应规定，既符合民法善意取得制度的要求，同时又规定人民法院对另一方赔偿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体现了兼顾配偶权利保护和保障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现代法制精神。

三十六、夫妻一方擅自出卖共有房屋情况下，如何判断第三人是善意的?由谁举证?

答：1.如何认定第三人是善意非常重要，对作为不动产的房屋而言，应当以第三人对登记的信赖作为判断是否构成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标准。在通常情况下，只要第三人信赖了登记，就应推定其为善意，除非有证据证明其事先明知登记错误或者登记簿中有异议登记的记载。这里的善意不以第三人进一步核实登记事项为前提。将善意仅限于登记信赖，则在司法认定时，只需考量登记记载的所有权人是否与夫妻一方一致且无异议登记即可。有一点需注意，如果房产登记在夫妻两人名下，夫或妻一方出售能否认定第三人为善意呢。笔者以为，如果房产登记在夫妻两人名下，应当排除第三人为善意，其应该知道与其交易的夫或妻没有完全产权，仍与其交易，应当承担交易不能的风险。

2.“善意”的证明责任分配。在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登记簿是以国家信誉作为保障，具有高度公信力，应首先推定取得人是善意的，取得人不负证明自己是善意的举证责任，如果产权证上未载明的夫妻一方不能证明取得人为恶意，就应推定第三人为善意。

3.第三人“善意”状态的时间节点。由于房地产变更登记流程需要一段时间，不可能瞬间完成。应当把判断第三人是否为善意的时间点确定为应在记载于登记簿时。这不仅更符合《物权法》的立法本意，也有利于夫妻另一方权益保护。虽然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交易安全所设，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真正权利人所有权的漠视。基于诚信原则的要求，在变更登记尚未完成，第三人对房产还未以登记取得公信力的情形下，应当在知道登记簿不实后撤回登记申请。事实上，相关规章也对撤回申请作了规定。例如，《房屋登记办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将申请登记事项记载于房屋登记簿之前，申请人可以撤回登记申请。”

三十七、双方登记结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以男方名义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产权登记男方名下。女方起诉离婚被法院判决驳回后，又以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房产为夫妻共同所有，并将该房屋产权登记在双方名下。男方同意将房屋产权登记在双方名下，但是主张应明确各自的份额。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答：本案其实涉及两个问题，即女方要求确认房屋共同所有能否得到支持?男方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出夫妻各自所占房产份额能否得到支持?涉讼房产虽以男方名义购买并登记在男方名下，但其实为夫妻共同财产，应为双方共同共有。对女方要求确认其为夫妻共有并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的诉请，应予以支持;男方提出应明确双方各自房产份额的主张，因双方仍系夫妻关系，对涉讼房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男方只能在共有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其主张才能得到法院支持。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二)一方的法定扶养义务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男方主张分割房产因不具备上述重大理由，不应予以支持。

三十八、一方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收益如何认定?

答：这个问题法律并无规定，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著名婚姻法专家杨大文教授主张，依据《婚姻法》之婚后所得共同制的精神，个人财产婚后收益应当归属夫妻双方共同所有。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从国外立法看，夫妻一方财产在婚后所得收益的所有权之归属，在采取婚后所得共同制的一些国家，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立法例：一是一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意大利民法典》的规定;二是一律属于夫妻个人财产，如《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的规定;三是部分归夫妻共有，一部分归个人所有，如《法国民法典》的规定。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法国的立法例值得借鉴，即对夫妻个人财产在婚后所得收益应当区别对待。

从各地法院实际操作情况来看，对个人财产婚后产生收益的性质认定上差别较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八条规定：“双方对婚前财产的归属没有约定的，该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存续或因财产存在形态的变化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该投资收益包括：(1)一方用婚前财产投资而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持有股票、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红利或利息;(2)一方将婚前财产存入金融机构或出租给他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利息或租金;(3)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转让其个人的所有的股份、有价证券等投资性资产而取得的增值部分;(4)一方用婚前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其他生产、经营活动而取得的增值部分。”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投资”作了非常宽泛的理解，并将夫妻一方婚前财产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大部分收益类型都纳人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该问题的理解则与广东高院有所不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第一条对于“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收益中，哪些属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一)项规定的应当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投资收益”是这样解答的：“由于司法解释(二)对‘投资收益’的概念并无明确界定，在诉讼中，对于当事人主张的所谓‘投资收益’，应根据不同财产形态的性质区别认定：(1)当事人以个人财产投资于公司或企业，若基于该投资所享有的收益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则对该公司或企业生产经营产生的利润分配部分如股权分红等，依照《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应为夫妻双方共同所有;(2)当事人将属于个人所有的房屋出租，因对房屋这类重大生活资料，基本上是由夫妻双方共同进行经营管理，包括维护、修缮，所取得的租金事实上是一种夫妻共同经营后的收入，因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租金一般认定为共同所有。但若房屋所有人有证据证明事实上房屋出租的经营管理仅由一方进行，则婚姻存续期间的租金收益应归房产所有人个人所有。(3)当事人以个人财产购买债券所得的利息，或用于储蓄产生的利息，由于利息收益是债券或储蓄本金所必然产生的孳息，与投资收益具有风险性的物质不同，应依本金或原物之所有权归属为个人所有。(4)当事人以个人财产购买了房产、股票、债券、基金、黄金或古董等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市场行情变化抛售后产生的增值部分，由于这些财产本身仅是个人财产的形态变化，性质上仍为个人所有之财产，抛售后的增值是基于原物交换价值的上升所致，仍应依原物所有权归属为个人所有。”该文件进一步规定：“具体实践中，判断个人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收益是否属于夫妻共同所有时，人民法院可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对各种形式的个人财产的婚后收益，从是基于原个人财产的自然增值还是基于夫妻共同经营行为所产生来判断，前者原则为个人所有，后者原则为共同所有。此外，若收益是基于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混同后进行投资行为所产生，无证据证明具体比例的，推定为共同财产投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

根据婚后收益性质以及取得方式的不同，对夫妻一方婚前财产在婚姻存续期间获得的收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孳息，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

(2)自然增值

(3)主动增值

(4)投资收益，包括直接投资收益和间接投资收益

(5)知识产权收益

(6)生产经营收益

按照民法的添附理论和制度，非财产所有人对他人的原财产投入了新的财产和一定的劳务，从而使他人的原财产增值，投入新财产和劳务的人有权要求与原财产的所有权人分享增值后的财产中的合理利益。就夫妻一方婚前个人财产而言，如果婚后夫妻双方对该项财产共同管理、共同修缮、共同投入了新财产，从而使该项财产主动增值的，夫妻另一方有权主张对该项财产增值的部分享有权利和利益。

投资，是指企业或个人以获得未来收益为目的，投放一定量的货币或实物，以经营某项事业的行为。[3]投资可以划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方式。将货币或实物直接投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称为直接投资;将货币用于购买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称为间接投资。投资收益应当具备以下特点：一是通过让渡一种财产而换取另一种财产，进而从新获得的资产中取得的收益;二是收益的取得具有风险;三是需要投入时间、精力、智力、体力才能取得。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一方婚前财产婚后投资取得的收益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用“除外”的表述方式规定了一方个人财产婚后产生收益的归属，即：一方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换句话说，一方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生产经营收益、知识产权收益、投资收益、主动增值收益都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三十九、《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一条中的支付“合理对价”的认定标准是什么?

答：可参照《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九条的规定，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30%的，一般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参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予以撤销。

四十、认定夫妻一方财产在婚后的收益性质应注意什么?

答：《婚姻法》本身规定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收益及知识产权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婚姻法解释(二)》已经明确规定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所得的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孳息和自然增值这两种情形在法律上和司法解释层面仍然是空白。孳息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对于孳息所有权的归属，现代物权法一般采原物主义，《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在法律适用层面考虑，《物权法》与《婚姻法》同属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但《物权法》是新法，《婚姻法》是旧法，新法应优于旧法。因此，按照《物权法》的规定精神，夫妻一方的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仍然属于一方的个人财产。

有观点认为，一方婚前就拥有的果园，夫妻婚后共同生产经营，共同出资出力，所得孳息如果认定为一方个人财产的话，对另一方相当不公平。我们认为，天然孳息一般应包含三个因素：一是原物须为有体物;二是孳息的产生主要是自然因素;三是孳息可以与原物分离。需要共同生产经营才能获得的收益，不属天然孳息的范畴，应作为《婚姻法》第十七条“生产、经营的收益”来处理更为合适。如《法国民法典》中除了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外，还有一种称之为人工孳息，主要是指因耕作获得的果实。由于该孳息是由耕作劳动产生，类似于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生产经营收益。

法定孳息是指因财产交他人用益而产生的收益，其本质是用益的对价。台湾地区“民法典”第69条规定：“称法定孳息者，谓利息、租金及其他因法律关系所得之收益。”我国学界对一法定孳息的定义或解释多参照上述规定，认为法定孳息是因法律关系所得的收益。但这种说法无法解释买卖合同的价金、委托合同的报酬为什么不是法定孳息。如果因法律关系所得的收益都概括为法定孳息，这个概念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姻存续期间的自然增值，是指该增值的发生是因通货膨胀或市场行情的变化而致，与夫妻双方的协作劳动、努力或管理等并无关联，比如夫妻一方个人婚前所有的房屋、古董、字画、珠宝、黄金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市场价格上涨而产生的增值，由于抛售后的增值是基于原物交换价值的上升所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行为作用的结果，仍应依原物所有权归属为个人所有，将该部分增值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基本得到理论界及实务界的共识。

应当注意的是，审判实践中对一方所有的房屋婚后出租获取的租金如何认定，观点分歧比较大。倾向性观点认为，房屋租金与存款利息相比，是由市场的供求规律决定的，并且与房屋本身的管理状况紧密相连，出租方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应当保障租赁物的居住安全，其获得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管理或劳务，产生的租金收益应当属于夫妻共同所有。有人将租金看作法定孳息的一种，我们更倾向于将租金作为经营性收益看待。

本条规定一方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自然增值归个人所有，如果属于主动增值，则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对增值的个人财产进行定性时，应区别是主动增值还是被动增值(即自然增值)，因通货膨胀或其他不是因当事人的主观努力而是因市场价值的变化产生的增值属于被动增值，没有所有权的配偶对增值部分无权要求分割。当一方的个人财产由于他方或双方所支付的时间、金钱、智力、劳务而增值的，应属于主动增值，离婚时将增值部分作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比较公平。

婚前购买的股票、基金，婚后要保值和增值，股票、基金投资的卖出和买进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经营，因此婚后股票、基金增值部分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比较适宜。台湾学者黄立先生认为：“因拥有公司股票所获得之红利，系于公司经营有盈余时才会有红利的分配，若有亏损则无法分派红利，此种属于投资风险所得之利益，并非法定孳息。”笔者倾向于这种观点，在认定属于投资收益的前提下，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当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杨立新：《欺诈性抚养关系的侵权责任》，载“杨立新民商法网”，2008年3月21日。

[2]《婚姻家庭纠纷实用法律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页。

[3]辞海编辑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5页.

吴晓芳(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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