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980年的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约定的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条指出：“夫妻双方对财产归谁所有以书面形式约定的，或以口头形式约定，双方无争议的，离婚时应按约定处理，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实际上对约定采取不要式主义。修正后的婚姻法第19条明确规定：“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对约定的形式改采要式主义。

但是，修正后的婚姻法并未明确规定欠缺书面形式的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问题，因而导致解释上的歧义。有人认为夫妻财产约定必须采取书面形式，而不能采用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没有书面形式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其约定无效，适用婚姻法第17条、第18条关于法定财产制的规定。我们认为，对于婚姻法第19条关于“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规定是否应解释为强制性规范，需要结合方式规定的目的与功能才能得出符合立法本意的解释。约定财产制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在于尊重夫妻的意思自治及因应婚姻共同生活的特殊性及个别性需要。对方式的要求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在于：(1)防止冲动，避免草率的约定;(2)将当事人表现在外的意思，以特定方式保存，不仅杜绝对约定内容的争议，也避免举证的困难。换言之，对夫妻财产约定采取要式主义主要是基于证据上的考虑，目的还是为了私权的保护，方式的欠缺并不害及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必要将其解释为强制性规定。婚姻法第19条规定“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中的“应当”，不能与“必须”的法律含义做同等解释。因此，对于欠缺书面形式的口头约定，只要夫妻双方没有争议的，该口头约定也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原来就夫妻财产约定的形式所做的司法解释并未与新法相抵触，仍然可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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