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在大陆法传统上，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制度包括了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拒绝履行等项制度。与英美法上类推的交换条件理论及其对流条件、预期违约等制度存有一些可比性。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关于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制度得到了较为完整的确认，主要体现在合同法中的第66条、第67条、第68条、第69条、第94条、第108条等条款中。然而，我国关于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制度的诠释、定义及其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混乱和分歧，既背离了大陆法的传统，亦不是英美法的移植。有学者提出，我国合同法借鉴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优点，创设了十分完整的抗辩权制度，按照合同履行的先后时间和是否同时履行为标准，把合同法第66条的规定定义为“同时履行抗辩权”、第67条的规定定义为“后履行抗辩权”、第68条的规定定义为“先履行抗辩权”，并认为这是我国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1]。而且关于合同法第67条规定尚有多个不同的名称。关于合同法第108条规定，认为是在我国合同法中同时确立了“预期违约”制度[2]。有鉴于此，本人专此论文加以考究，以廓清法学概念，尊重法学传统，提出立法建议，力图确立起我国完备、科学、规范的双务 履行抗辩权制度及体系。

抗辩权（right to defense），与请求权相对而言，是能够阻止请求权效力的权利。其特征为：一是抗辩权人对请求权的存在没有异议，而以另外的法律事实为依据拒绝履行义务；二是抗辩权的效力在于阻止请求权效力的发挥，但不以请求权为限[3]。抗辩权类型可分为两种，一是永久性抗辩权或称消灭的抗辩权，行使这种抗辩权可以永久性地阻止债权人的请求权；二是延期（延缓）的抗辩权或称一时性抗辩权，行使这种抗辩权仅能暂时地阻止债权人的请求权。同时履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属于典型的一时性抗辩权。

双务合同中的履行抗辩权，就是指双务合同中，一方当事人有依法对抗对方要求或否认对方权利主张的权利。或者说，当事人在特定情况下享有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4]。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对债务人而言是一种自我保护手段，可以避免自己履行后得不到对方履行的风险；而这一权利的存在让对方承担了及时履行、提供担保等压力，可以对实现自己的债权起担保作用。因此，抗辩权制度实际上是债权保障的法律制度，就防患于未然而言，作用比违约责任更积极，与合同的担保制度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5]。同时，抗辩权的行使，应以履行可能为基本前提，合同当事人应抱有合同实现的期望，而不以消灭对方请求权为目的。

本文拟针对我国合同法关于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的立法规定及学术纷争，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学说观点出发，分三个专题对我国的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制度进行评析，并提出我国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制度及其体系的重构思路。

第一章 同时履行抗辩权之解读

同时履行抗辩权（拉exceptionon adimpleti contrattus），又称不履行抗辩权，指双务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在他方当事人未履行对待给付前享有的拒绝自己给付的权利。同时履行抗辩权属于债务人的从权利，其成立与债务的产生、履行有相当程度的关联。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成立须具备一定的条件：①合同为有效的双务合同；②双方基于同一双务合同产生的两方债务互为对待给付；③须双方债务均已届清偿期；④行使抗辩权须当事人无先为给付的义务；⑤须对方未履行债务或未提出履行债务；⑥须对方的对待给付为可能履行的债务[6]。双务合同对价的交换性和原因的相互依赖性决定了双务合同本质上的牵连性，而这种本质上的牵连性主要表现为双务合同机能上的牵连性。机能上的牵连性又表现为履行上的牵连性和存续上的牵连性，而这两种牵连性均能导致同时履行抗辩权的产生。因而，同时履行抗辩权即属于功能上的牵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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