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国《合同法》规定了通知、说明、协助、保密等附随义务，但附随义务具有先天的局限性。
首先是其地位具有“附随性”。合同关系中的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为依据，不但明确且具有法律效力，权威性较高，是合同关系中的主要义务。然而附随义务主要存在于判例学说之中。其次是法律效力较低或者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它衍生和附随于法定义务、约定义务，容易被忽视。第三是其内容具有“不确定性”。与合同关系中的法定义务、约定义务相比，附随义务并非自始确定，而是随着合同的运行，根据合同目的和维护合同当事人利益的需要而逐步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不同的合同关系会产生附随义务是不确定的；合同运行的不同阶段会产生附随义务亦是不确定的；附随义务的内容不是统一的、共同的、一般性的，而是特殊的。附随义务内容的不确定性，加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注意程度，也容易导致履行行为的效率低下。第四是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不明确。附随义务由于其依据缺乏权威性且内容不确定，故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也相当不明确。依合同法的一般原理，违反合同关系中的法定义务、约定义务的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并有明确的适用情形。但违反附随义务适用何种原则是不明确的。上述缺陷说明，附随义务在调整现代合同关系时，平衡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社会间的利益关系的能力极其有限。
因此，附随义务只能归属于日常生活经验，而不能将其定位于法定义务群。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只能视案情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分析认定交易各方是否守约，而不能直接以当事人违反附随义务判令其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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