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如何确认挂名股东的股东资格问题

关键词：挂名股东，出资举证责任，刑事责任对案件的影响 问題提出：未经挂名股东同意而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否有效?

案件名称：宸某等与北京盛大彩虹葡萄酒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② 法院观点：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刑事案件的原因若并非因股权转让而起， 则不影响对案件的审理。

案情简介

上诉人：汇某 被上诉人：宸某

2002年5月31曰，北京东海兴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公司”) 成立。2004年5月27日，东海公司注册资金由100万元增至1000万元，新增加 的900万元由汇某出资720万元，由宸某出资180万元，增资后的出资情况为汇

①《民商审判资料选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第3辑，第57页。

②审理法院：一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中民初字第10828号民事判决; 二审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高民终字第516号民事判决。

某出资800万元，占809^股权;宸某出资200万元，占20^股权。

事实上，由于汇某系宸某的女婿，在东海公司成立之时，宸某并未向东 海公司实际出资，其名下向东海公司的出资均系汇某的出资。东海公司章程 及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合同及各种文件上“宸某”的签字均非宸某本 人签署。宸某亦未在东海公司行使过任何股东权利及承担过任何股东义务。

2007年3月9日，北京盛大彩虹葡萄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大彩虹 公司”)与汇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汇某将其持有的东海公司的31^0的股权及宸某持有的东海公司的撕0的股权转让给盛大彩虹公司，上述 股权转让款合计为510万元。

上述协议签订后，东海公司召开了股东会、董事会，修订了公司章程,确定盛大彩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凡某为东海公司的执行董事，代表公司签署 有关文件，有权任命公司总经理，同时，凡某任命汇某为东海公司的总经理。

之后，盛大彩虹公司依约履行出资义务，并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 为公司的发展筹措资金，但东海公司还未在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

另，汇某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刑事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后，哀某以汇某未经其同意将东海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盛大彩虹公司的行 为无效为由诉至法院。

上诉人汇某观点：宸某从未出资，也未参与公司经营，其只是挂名股东， 不享有股东的实际权利义务。

被上诉人宸某观点：自己是东海公司的工商登记在册的股东，又有银行 付款单据与验资报告证明公司成立时出资20万元。因此，自己是公司的股 东。现上诉人汇某未经自己同意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盛大彩虹公司，侵犯了 自己的权益，因此，该股权转让行为应当无效。另，一审中汇某被刑事立案 侦查，现仍在侦查程序当中，本案在刑事案件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仍然审理本 案，违反了先刑后民的原则。

法院观点

一审法院：本案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宸某是否实际具备东海公司的股 东资格。

在一般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根据出资数额、公司 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多种因素综合审查确定，其中签 署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出资是确认 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参与公司重大决策是股东资格的表象特征。结合本案 实际案情，宸某只是东海公司的挂名股东，其并不具有东海公司的股东资格。 汇某对东海公司的全部股权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宸某对其 名下拥有的东海公司的股权无权进行处分，为无权处分人。

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 议》合法有效。理由如下：东海公司在成立之时的实际股东只有汇某一人,只有汇某享有东海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转让协议》系汇某及盛大彩虹 公司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应认定为有效合同。盛大彩虹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如约支 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并实际参加了公司的决策与经营，行使了股东权利 义务，东海公司章程亦做出了修正案，确认盛大彩虹公司为公司股东，持 有公司519^的股权，盛大彩虹公司作为东海公司股东的实质要件已经具备。 只是东海公司未在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对于《转让协议》何时生 效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 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合意，此时《转让协议》就应 该已经成立并生效。本案中，虽然东海公司在签订《转让协议》后未办理 工商登记变更，但是工商登记只是公示行为，对外起对抗效力，这种登记 是证权性的，而不是设权性的，只具有证明权利的效果，未经登记不会导 致整个商事行为失效，只是该事项本身不具备对抗第三人的效果。在股权 转让中，变更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内容，而非其 生效要件。股权转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效力并不受工商登记是否变 更的影响。故工商登记是否变更既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也不影响 股权的取得，只不过股东权转让各方不能凭转让合同或者公司工商登记对 抗善意第三人而已。

二审法院：与第一审相同。此外，二审法院还认为，汇某涉嫌经济犯罪 被刑事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原因并非本案股权转让而起，与本案没有关系， 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驳回了上诉人“先刑后民”的上诉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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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观点：股权的挂靠或代持行为，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法人股隐名持有。法 人股隐名持有存在实际出资人和挂名持有人，双方应签订相应的协议以确定双方的 关系，从而否定挂名股东的股东权利。对于一方原本就是法人股的所有人，对方 则是通过有偿转让的方式取得法人股东所有权，双方所签订的是法人股转让协 议，协议中确定了转让对价以及所有权转移问题的，不属于股权的代持或挂靠， 可以认定双方是通过出售方式转移法人股的所有权，即使受让方没有支付过任何 对价，出让方也已丧失了对系争法人股的所有权，而只能根据转让协议主张相应 的债权。

律师点评

本案首先涉及的问题是上诉人宸某的股东资格。上诉人宸某是公司登记 机关经登记并向外公示的股东，但是，很多时候，登记机关所登记的股东并 不是真正的出资人，也不享有股东权利，只是挂名股东(显名股东〉，那么这 个时候，在不损害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如何来判断股东身份呢?

本案中法院认为，上诉人宸某是挂名股东，但结合实践中的其他判例 来看，还存在另外一种观点，该观点认为，宸某的股东身份经工商登记机 关登记记载，且有验资报告证明其有出资事实，因此宸某具有股东身份。 对于宸某出资从何而来，举证责任不应在宸某，而应该在上诉人汇某，其 称该款实际由其支付，应对该主张负举证责任。另外，退一步讲，即使宸 某的出资确实由汇某所出，那么汇某对于宸某享有的是基于这笔款项产生 的债权。

对于这两种大相径庭的审理观点，笔者认为，其体现了在对内判断隐名

①《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第3期(总第161期 股东资格的时候，判断依据的复杂性、不同案件事实的多样性及法官自由心 证的决定性。在股东间就隐名股东和挂名股东出现纠纷的时候，判断的原则 是尊重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尽量还原股东间对于“出资”、“股 权”的“原始”态度，而不是股东事后出于各种原因形成的“最新”态 度。判断的依据首先是包括股东间的合同约定、股东会决议、声明等在内 的能够表示股东间真实意思的证据，其中最直接最常见的是股东间的合同 约定。当然，很多时候，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直接体现股东间的意思表示， 那么就要对股东间其他行为进行分析以推定出意思表示，这种行为包括是 否有出资行为、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行使股东权利或者履行股东 义务等等。

这些依据在不同的案件中会形成不同的证据链，产生不同的证明效力， 需要法院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来进行判断。但是应当注意，对股东身份的认定 与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不同的，应当有充分的相反证据作为认定依据。本案 中，法院认定上诉人不具有股东身份的依据是：虽有验资报告，但无出资从 何而来的进一步证据;协议、章程等公司成立文件并非本人所签;未参加公 司经菅管理。笔者认为该种认定尚属合理。

当然要提醒的是，本案中该公司的股东只有两个人，即上诉人与被上诉 人，所以不存在其他股东认可隐名股东身份的问题。否则，隐名股东被显名 确认为公司股东还必须满足其他股东认可同意这一重要条件。

另外本案二审中，法院驳回上诉人汇某“先刑后民”的上诉请求， 观点正确。“先刑后民”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 时，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由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 清后，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判决，再由有管辖权的法院就涉及的民 事案件进行审理，或者由法院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 部分，在此之前不应当单独就其中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判决。但其基础应 当是同一法律事实，本案中汇某受到的刑事侦查与股权转让问题既不是建 立在同一法律事实之上，也无相互关联，因此不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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