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育权和人权的思考

关键词: 生育权/人权

内容提要: 《关于生育权和人权的思考》是一个全社会都很关注的热点。生育权涉及到每个民族、每户家庭、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的全国人大代表、原北京大学校长、人口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曾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意见，遭到诸多非议。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了他《新人口论》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国策写进宪法，提倡“只生一个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少生了4亿人，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国力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人口老龄化迅速成为世界之首、计划生育家庭面临较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国防安全难度增大等诸多问题。

生育是每个公民的自然的权利，也是宪法上的权利，可是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又明显地限制了这样的权利。但是，实践证明这种限制又是必要的，而且经过30年的实践证明又是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符合中国的国情的。这两者的关系到底如何认识、处理，就是本文的主题。

一、生育权和人权的历史考察

(一)自然生育阶段

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与自然作斗争的能力极为薄弱，为了生存的需要，通常结为规模不大的群体共同劳动生活。同一群体的男女，在两性关系方面没有任何限制，生育只是基于人的本能而不加节制的性生活的附属品，处在没有任何规范及控制的状况。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男子在生育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生育子女是男女两性结合的结果，如“天地纟因纟日皿，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1]但女性毕竟是人类繁衍的直接承担者和最终实现者，所以，男性为了争夺在生育中的主宰地位，就尽力强调男性而贬低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贡献，这可以从妻子生孩子，丈夫坐月子的“产翁制”习俗上得到印证。[2]

(二)原始生育阶段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地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从最初毫无限制的两性关系中，逐渐演变出各种群婚制的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原始社会状态下的两性关系虽然放任，但基于自然选择规律，人类为了延续自身族群的需要，通婚的范围越来越小，人们自觉形成一定的性行为禁忌，生育也就必然地形成了一些规则与习惯。

(三)义务生育阶段

随着生产力与私有经济的发展，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国家与法随之产生，生育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属性，夫妻本身即是实现生育职能的工具，他们生或不生子女都只是在履行义务。一方面，“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3]因此国家通常采取各种手段鼓励生育以保障一定的人口数量与质量;另一方面，本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一些有识之士提出适度人口的重要性，提倡对生育加以限制。如战国时期韩非提出“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4]为解决当时人口数量长期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他还提出发展生产，减少人口的思想。但是，由于该阶段整体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这种限制生育的理论并不占主流。

(四)生育权利化阶段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权利观念的增强、生殖技术的发展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尤其是女权运动的蓬勃开展，生育权作为一种法定的权利应运而生，其内涵不断发展变化并由大多数国家以法律加以保障。我国政府在基本人权框架下，于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首次从法定权利的角度强调了妇女的生育权;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虽然强调了公民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但是也全面确定和保障了公民的生育权及相关权利，这也是对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履行。

二、避孕和堕胎——美国生育权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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