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03）绵竹刑初字第109号

公诉机关绵竹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董陶、女、汉族、初中文化、1984年6月27日出生于四川省绵竹市、农民、住绵竹市东北镇蔚泉村6组。无前科。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于2003年5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7日被逮捕。现押于绵竹市看守所。

委托辩护人尹莉，四川仁竞律师事务所绵竹分所律师。

委托辩护人徐勇，四川仁竞律师事务所绵竹分所律师。

被告人王强、男、汉族、初中文化、1981年8月19日出生于四川省绵竹市、农民、住绵竹市土门镇团结村3组。无前科。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于2003年5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7日被逮捕。现押于绵竹市看守所。

被告人汪勇清、别名汪清平、男、汉族、初中文化、1982年10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绵竹市、农民、住绵竹市绵远镇吉兆村10组。无前科。因涉嫌绑架罪于2003年9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4日被逮捕。现押于绵竹市看守所。

绵竹市人民检察院以竹检刑诉（2003）10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董陶、王强、汪勇清犯绑架罪，于2003年9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03年10月16日开庭对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绵竹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廖建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董陶及其辩护人尹莉、徐勇，被告人王强、被告人汪勇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03年5月24日下午，被告人董陶、王强在市体育馆以帮忙找工作为名将被害人蔡丽华、彭琳骗至代某某处欲令其当“小姐”。两女不从后，被告人董陶、王强、汪勇清及同案人王彦韬（在逃）又将两女带至北河坝限制其人身自由，对其实施殴打、言语威胁，并向两女索要3000元钱。在两受害人提出、并通过电话向家中要钱后，被告人董陶、王强又分别向两受害人的家人打电话，以放人为条件索要钱财。事后，被告人董陶、王强在带彭琳取钱的过程中被公案机关抓获。指控认为：被告人董陶、王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并以此相要挟向其家属强行索要钱财，被告人汪勇清在明知的情况下仍积极参与，三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绑架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此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董陶辩称：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不实、罪名不当。案发当天下午，我与王强是通过汪勇清介绍认识的两位受害人。在两位受害人的主动要求下我们才帮她们找的工作。开始，我是介绍她们去卖衣服，她们嫌工资低了。后来才经王强联系，要她们到代辉娃那里当“小姐”。她们表示不干后，在给她们做工作的过程中，只有王彦韬踢过彭琳一脚，我并没有打过受害人，也没威胁过她们。在王强及王彦韬向她们要介绍费时，我只说过“你们不拿钱来，今晚就送你们去当小姐。两位受害人打电话向家里要钱，是她们自已提出的，我并没有给她们家人打过电话。因为彭琳的邻居黄延珍的女儿是我朋友，我给黄延珍打电话，是想了解朋友的近况，而不是通过黄向彭琳家要钱。从下午4时到晚12时，我们并未对她们采取任何捆绑行为，（蔡在晚8时许就已经走了）并未限制她们的人身自由。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行为不是绑架，而应定为敲诈勒索。

辩护人尹莉认为：本案是王强为挣介绍费，在同案人的协助下，将二被害人蔡丽华、彭琳介绍到代辉娃处作小姐。两女不从后，三被告人以介绍费已被他人拿走、现无法退还给代某为由，敲诈二被害人给于“补偿”。其间，三被告人只说过“如不给钱，就让蔡、彭二人去当小姐”。即以此威胁过蔡、彭二人。二被害人无奈，才通知家人拿钱来取人。在整个事件中，三被告人并没有以“杀害、撕票或者伤害受害人身体”为要挟，并没有采取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的任何措施。虽然同案人王彦韬踢了被害人一脚、打了被害人一耳光，但这仅是吓唬蔡、彭二人、要二人去当小姐的手段，此时三被告人还没有敲诈受害人的意思；受害人跟随三被告人从代辉娃处至河坝再至公园，三被告人对受害人既无拖拽行为、更无以任何凶器相威胁的行为，受害人完全有机会逃走或呼救；当晚11时许，彭琳的家人还没有送钱时，也是在彭琳的同意下，才又将其送往代辉娃处住宿；王强要受害人打“欠条”，更说明被告人索要钱财的对象是受害人，而并非其亲属。在绑架罪中怎么还有打欠条的？所以，公诉机关指控的三被告人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等事实不能成立，其指控被告人董陶犯绑架罪的罪名不当。另外，纵观全案事实，被告人董陶在本共同犯罪中，是听从王强和王彦韬指挥，其行为并不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本案的从犯。

被告人王强辩称：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基本属实，但我们并未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当天，是董陶在与代辉娃联系，两个受害人到了代辉娃处，表示不愿当小姐后，我是喊过她们给我们还“介绍费”。因此，我与董陶都给彭的家里打过电话，董陶还给蔡丽华的家里打过电话要钱。我给彭的妈说过要她准备1500元钱，用口袋装到后放到滑冰埸存鞋处。后来也是董陶叫王彦韬买的纸笔，又叫受害人打的欠条。但是，在索要“介绍费”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限制受害人的人身自由。所以，我们的行为不是绑架罪，而应为敲诈勒索罪。

被告人汪勇清辩称：当天，我是一直在埸，但并不知她们在干什么，更没有积极参与。王彦韬打受害人时，我还劝过他不要打人家。后来，我又听董陶提出要蔡、彭二人给“介绍费”3000元，蔡和彭一直在哭。我同意董陶辩护人的意见，我们只构成敲诈勒索罪。另外，我现身带残疾、家庭困难，请求从轻处罚。

公诉机关为证明指控的事实，支持指控意见，当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1、被告人汪勇清于2003年7月24日向检察机关的供述材料，其主要内容为：今年5月24日下午2点过，我和王彦韬在体育馆耍，碰见了王强与董陶。当时，蔡丽华和彭琳也在里面耍，并要我给她们找工作。后来，董陶表示可以帮忙，董就用王彦韬的手机在联系，过了几分钟，就来了两个男的和几个女的。董就让王强和王彦韬把蔡、彭带到她们要上班的那里去了。后来，又有人给董打了个电话，董又对我说“这两个女子不愿干”，我就和董又打的来到了橡胶厂后门的一个院子，看见蔡、彭她们都在，另外还看见几个女的，其中一个“小姐”我认识。我就想这里肯定是一个“猫店”。蔡和彭见我来后就对我说：“平哥，你怎么把我们介绍到这种地方，我们死了都不做” .我就问董，董说：“人家把钱都收走了，她们不做也得做，总不可能让我来贴这个钱”。董又劝蔡和彭在这里做算了，但蔡、彭二人还是不同意。王强就对我说： “她们估到不做，只有挨打”。王彦韬也很生气并大声对她们两个说：“人家把介绍费都拿走了，你们必须在这里做”。在争吵中我们从院子里往外走，董就说把她们带到河坝去。王彦韬还踢了彭琳一脚、好象还打了她一耳光，我就马上把她们拉开。董陶和王强一唱一合地说要蔡、彭二人各拿1500元钱。蔡、彭二人就说她们身上没有，只有给家里打电话要钱。于是两人就分别给家里打了电话要1500元，并说不准报警。我记得是董陶给这两个女子说的让她们家里不准报警。后来，王强又给这两个女子的家里打过电话要对方送钱来。董陶又叫这两个女子打了个欠条。到了下午6、7点钟，蔡丽华的家人打电话说钱已准备好了，问在哪里交？王强就通过电话给对方说，说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然后，王强就带蔡丽华去取钱。过了一会，王强又打电话过来说：“你们马上到公园去，那女子（蔡丽华）家里的人报了警”。我们就带彭琳到了公园的后门等王强，王强过来后又说他在体育馆取钱时，碰到了刑警大队的人。后来她们又让彭琳给家里打电话要钱。到了晚上 11点过，王强说过要把彭琳放了，但不知是谁不同意，结果我们又把彭琳送回了那个“猫店”，她们还说：“钱可以不要了，但是要估到她当小姐”。以后，我同王彦韬与王强、董陶就分手了，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2、同案人王彦韬于2003年7月25日向检察机关所作的供述材料，其主要内容为：今年5月24日下午2点过，我与汪清平（即汪勇清）、王强、董陶在体育馆耍，汪认识的两个女子蔡丽华、彭琳也在里面耍。董说要给这两个女子介绍工作，她和她们单独在摆。过了一会，董就把一个叫辉哥的人喊了过来，辉哥就问那两个女的是不是要上班，她们说就是要上。于是，我和王强、辉哥就把她们两人带到橡胶厂后门的一个院子，我知道这是一个“猫店”。后来，老板娘就给这两个女子说：“都给你们说清楚了，干不干随便你们”。我知道老板娘是在劝她们当小姐。后来，王强又把董陶、汪清平喊过来。当时，这两个女子估到说要走，说是去拿衣服，董陶不准她们走。王强就叫汪清平去劝一下，但这两个女子还是不愿当小姐，王强就叫我和汪清平把她们弄到房子里面去打。辉哥就说：“要打出去打”，王强就叫我们把那两个女的带到一起往后面河坝走，走到半路，因彭琳又哭又闹，董就让我打她，我就打了彭琳一耳光、并踢了她一脚。到河坝后，董陶还是估到喊她们当小姐赔5000元介绍费，这两个女子说她们身上没有钱，只有喊家里拿钱来。董陶装好地说让她们家里各拿1500元就是了。这两个女子就开始给家里打电话，董还说不准报警。后来，王强又给她们家里打电话催她们家人赶快送钱来，并说：“你们把钱拿来我们就放人，我们只是求财，并不想伤害人”。然后，董陶就让我去买的纸笔，又让那两个女子打了个欠条。董陶的意思是万一收不到钱，以后还可以找她们家里要。欠条中“高林”这个名字是随便写的，我不知是谁。等到下午6、7点钟，王强又给蔡丽华家里打电话，对方就说钱都拿来了。王强就让对方把钱放到体育馆放鞋子的地方。然后，我就和王强到体育馆外面等，结果没人送钱来。我们又回到河坝，蔡的二哥就打电话说要看到人才能给钱，王强就把蔡带到体育馆去了，我们几个就把彭琳带到公园里。过了一会儿，王强打电话说他看到公安局的了，他不敢进体育馆，对方可能报警了，蔡已经跑了。后来王强就回到公园和我们在一起。在公园里等到11点钟左右，我们准备把彭琳放了，可是，董陶很生气就说不放了，还是把她送到代辉娃处当小姐。结果，我们又把彭琳送到了辉哥的铺子上。汪清平在这个事件中，只是劝过这两个女子去当小姐，意思是免得我和王强打她们。

3、受害人蔡丽华于2003年5月24日、5月30日向公安机关的陈述，其主要内容为：2003年5月24日下午2点过，我与彭琳在滑冰埸耍，一个女的就过来与彭琳摆条（后来知道她叫董陶），她问我们是不是处女、又问了彭的收入后就说给我们介绍工作，彭就同意了。董陶就让我们跟她走，我开始不同意，彭就拉我。于是，就有我、彭琳、王强、还有一个娃、另外还有一个王强喊着“干爹”的男的，一共5人打的来到橡胶厂后的一个院子，那个叫“干爹”的人问我们做不做 “猫”，我们当时就说不做，死了都可以。一会儿，王强就把董陶喊来了，当时那个叫“干爹”的就叫我们快走，结果我们就走不脱了。当时有董陶、王强、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娃就把我和彭琳押到一块顺河边的田边上，在我们不愿当小姐、又不同意还钱的情况下，一个娃还踢了彭琳一脚、打了彭琳一耳光。董陶说她们哥佬官拿了5000元走，你们不做就把钱还来。我说不行，我死也不做。董陶又说那你们还1500元。我们想不同意，但她们要打我，董陶还说要把我们杀了。我只好给我二哥（杨启全）打电话喊我妈拿钱来。然后就是她们几次在与我二哥通电话联系交钱的位置。在打电话前，董陶还说“你要是报警的话，今天就把你们杀了”。在5点左右，董陶还逼我们写了一张欠条。欠条是董陶先写好后叫我们抄的。最后，我按照她们说的行事，在滑冰埸取钱时，就让派出所的人带走了。

4、受害人彭琳于2003年5月25日、5月30日向公安机关的陈述，其主要内容为：5月24日下午2点过，我与蔡丽华在市体育馆滑冰埸耍，看见绵远6大队的汪兴平（即汪勇清）与另外两男一女（即王强、王彦韬、董陶）也在那里耍。下午3点过，那三男一女就走到我们跟前，董陶先过来与我们搭话，说是给我们介绍工作，每月能挣600－700元，当时我和蔡就同意了。于是，董陶说先带我们去面试，就叫王强、王彦韬把我们带到了橡胶厂后的一家美发厅内，老板娘把我们叫到一个包间问了一些话后，我们就知道了是叫我们去做“鸡”，我们说不干后，老板娘又把王强、董陶、王彦韬她们喊了过来。汪兴平就来做我们的工作，叫我们就在那里做，我们还是不干。后来，她们把我们弄到河坝里，在出来时，董陶就对我们说：“老板已给她们数了5000元钱被他的哥佬官拿走了，如果我们不干，就要把5000元的损失给她们赔了”。我们就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董陶就说给3000元，我和蔡各1500元。在到河边的路上，王彦韬还打了我一耳光、踢了我一脚。到河边后，她们就让我们给家里打电话要钱来取人，还说今天如果不拿钱出来，明天就把我们绑到别的地方去当小姐，还要叫家里的人不准报案，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就被吓住了，就给她们说了电话号码，她们就打电话要我们的家人拿1500元来取人。天快黑的时侯，董陶又叫王彦韬去买了纸笔，要我们给她们打欠条。欠条的底稿也是董陶写的，我们写好欠条后都交给了董陶。晚上11点过，王强再次打电话叫我家里拿钱时，说我妈骂了他，就和董陶每人打了我几巴掌，汪兴平也拿了一把匕首出来在手上耍。后来我被警察解救出来已是次日凌晨1点过了。

5、证人代运辉（即代辉娃、辉哥）于2003年5月27日在公安机关所作证词，主要证实：（1）案发当日下午1时许，被告人董陶前往我的茶馆，欲向我介绍小姐并要走我的电话号码；又1小时后，被告人董陶向我打电话，叫我到体育馆看小姐；（2）我和王强及另一名小伙子将二受害人带至茶园；受害人不愿干后，被告人董陶、王强有打受害人的意思；（3）并未给董陶、王强拿过任何钱。

6、证人蔡云林（系受害人蔡丽华父亲）于2003年7月31日在检察机关所作证词，主要证实：（1）案发当日下午5时许，其侄儿杨启全电话告知：蔡丽华来电话要家人拿1500元到绵竹取她，不准报警；（2）蔡云林及亲友赶往绵竹后，在锦龙制衣公司接一女子电话，电话称她和蔡丽华一起外出，分手后又不知其下落，但又叫蔡父不要报警，并告知蔡父一电话号码要蔡父与她们联系；（3）在其报案的过程中，其亲友接过几个电话，主要是商量交钱的时间、地点。双方在电话中约定一手交钱一手放人、交钱地点在体育馆、1500元钱要用一个黑袋子装好放在租鞋子的地方；（4）当晚7、8点钟，其亲友及公安便衣到了体育馆，蔡丽华进门后就对其父说：“不要报警，要不然她们要杀我”。

7、证人汪纪清于2003年8月6日在检察机关所作证词，主要证实：（1）案发当日下午6时许，邻居蔡云林妻子毛世会说家中出事要租我的车子到绵竹；到绵竹后，蔡云林在锦龙制衣公司门卫接了一个电话后对我说：“蔡丽华被人弄走了，要家里拿钱去取人，且不准报警；（2）后来，自已和杨启全都接到过对方打来的电话，自已接的是一男的打的，电话内容是说蔡丽华在她们手上，让家中准备1500元钱，并不准报警；（3）晚上8点过，自已又接到这一男子打来的电话，要我们把钱用黑胶袋装好后放在体育馆滑冰埸租鞋处，并说钱放到后就可以看见蔡丽华了；（4）对方用的电话是一个小灵通，号码记不清了。

8、证人黄延珍于2003年8月7日在检察机关所作证词，主要证实：（1）董陶是自已女子刘春兰的朋友，今年5月20多号的一个下午，自已接到董陶的电话，董在电话中要自已转告邻居彭琳的妈，叫彭的妈及时到绵竹去一下，并要彭琳的妈带1500元钱；（2）自已将电话内容已当即转告彭琳的大娘徐显凤。

9、证人徐显凤于2003年8月7日在检察机关所作证词，主要证实：（1）今年5月20多号的一个下午，本组的黄延珍来给自已说：“董陶来电称彭琳在绵竹惹了事，叫家里带1500元钱到绵竹去取人”（2）董陶先后向其妹徐显秀家中打过几次电话，晚11点过自已还接过董陶打来要钱的电话，自已在电话中还与彭琳通过话，当时彭琳哭了。董陶还在电话中说过如12点以前不把钱拿来，明天就见不到人了，她们要把人弄走。（3）徐显秀还接过一男子打的电话，说的内容与董陶说的差不多；（4）因为通话信号不好，问对方时，对方说是用小灵通打的。

10、证人徐显秀（受害人彭琳母亲）于2003年8月7日在检察机关所作证词，主要证实：（1）今年5月20多号的一个下午，我姐徐显凤来给我说，董陶打电话到黄延珍家里说彭琳好象把黑社会的惹到了，叫我们带1500元到绵竹去取人；（2）当晚8点过，有几个电话打到我的家里，打电话的有男有女，说要我们带1500元到绵竹去取彭琳，并威胁不准报警，否则，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彭琳了，其间我姐徐显凤也接过对方打来的电话；（3）对方告诉了一个小灵通号码，叫我们到绵竹后联系；（4）我弟徐显军先到的绵竹报的警。

11、证人徐显军于2003年8月26日在检察机关所作证词，主要证实：（1）案发当日晚11时，我接到堂姐徐显秀的电话，说彭琳被人绑架了，要家里拿 1500元去取人，并不准报警；同时还给我说了对方的小灵通号码；（2）自已报警后，与对方一男的电话联系了交钱的地点及方式；（3）在交钱时，被告人董陶、王强被抓。

12、提取笔录1份及二受害人打的欠打2份，以证实被告人胁迫受害人，具有非法索取他人财物的目的，及证明欠条由被告人董陶保管的事实。

13、号码为8847465的小灵通一部、刑事照片3张，以证实上述被告人在作案中所使用的通讯工具及部分作案现埸。

14、常住人口登记表3份，以证明被告人董陶、王强、汪勇清案发时均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是适格的犯罪主体。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辩证，辩方各诉讼参与人分别发表了以下意见：

被告人董陶认为：（1）找工作是受害人自已提出的，并不是我主动为她们介绍工作；当天，我没给代辉娃打过电话，代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我到代的铺子上去是为了找另一个人；是王强把受害人介绍到代辉娃那里去的；（2）受害人给家里打电话要钱，是她们自已主动提出的，我未给她们家人打过电话要钱；（3）要 5000元也不是我提出的，当时我还喊过放人，是王彦韬不同意，我更没有喊王彦韬去打受害人，我更没有打过她们；（4）我给证人黄延珍家打电话，是为了询问她女儿刘春兰的结婚情况，并没说彭琳的事，更没有要她转告彭的家人要钱；（5）欠条是王彦韬放在我的提包中的。

辩护人尹莉认为：（1）汪勇清与王彦韬是吃穿不分你我的朋友，且在9月以前，又没对二人采取强制措施，所以，他们有窜供的可能，从他俩的关系上看，他们可能会把责任推给董陶，他们的供述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说法，所以，二人的供述不真实；（2）两受害人不愿承认是她们要求董陶找工作，是怕她们自已会有责任；介绍受害人到代辉娃处当小姐，去联系的是董陶，但是，是王强喊的人、打的“的”、出租车钱也是王强给的。

被告人王强认为：（1）蔡丽华到体育馆取钱时，我并未到体育馆；（2）是我和董陶说的放人，并不是王彦韬说的放人；（3）我没有打过受害人，两受害人就此的说法也不一，所以彭琳的相关说法不真实；（4）我没给蔡丽华家中打过电话，是她家里打过来，她接后，我接到说过，在电话中我只说过把钱用纸包好放在滑冰埸存鞋子的地方，没有说过一手交钱一手放人；（5）我也没有给徐显秀家打过电话。

被告人汪勇清在对其他证据无异议的同时，认可给受害人找工作是先由自已提出。但对自已的供述以“记不清楚”为由不置可否，同时也否认自已有窜供的事实。

辩护人尹莉为支持自已的辩护意见，经合议庭准许，当庭要求公诉人出示了被告人王强于2003年7月23日在检察机关所作的供述材料，其相关内容为：案发当天下午，我和女友董陶到体育馆耍，碰到了王彦韬和汪清平。汪和滑冰埸另外两个女孩认识。汪给我们三人说那两个女子想重新找工作。我就叫董陶去问这两个女子是不是要找工作，董问后说她们愿意找工作。当时董还上街给她们联系卖衣服的工作，但她们不愿干。于是，我就想把她们介绍到代辉娃那里去工作。并给董陶拿了 10元钱，叫她到代辉娃的铺子上去喊代过来看人。

辩护人尹莉认为王强的上述供述证明了案发当时，找工作是受害人主动提出；董先介绍二女去卖衣服，二女不干后，王强等人才把二女介绍给代辉娃。

三被告人对上述供述无异议。

公诉人认为王强的该段供述既不真实又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根据证据认定规则，并结合三被告人当庭的相关供述，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认定：

1、公诉机关出示的以上证据，经审查，其收集程序合法，内容观客真实，各证据间就三被告人以找工作为名诱骗受害人、殴打威胁受害人、受害人已受到精神强制、被告人及其同伙已长时间实际控制受害人、被告人以受害人为人质向其家属索要财物等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能相互印证，并已行成证据锁链。因此，对公诉机关所出示的证据，就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2、被告人董陶、王强的相关异议，既无相关抗辩证据支持，又与各被告人的当庭供述相矛盾，更不能以此对抗控方的证据。因此，其异议不予采信。在本案中，受害人主动要求找工作以及在受胁迫后电话告知家人拿钱的事实，并不影响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认定。同理，辩护人要求出示的被告人王强的供述也不响本案主要事实的认定。被告人王强的上述供述，也证明了介绍受害人到代辉娃处当小姐，是被告人董陶在联系。

3、辩护人尹莉关于“汪勇清与王彦韬有窜供的可能、其供述不真实”的异议本身是一种主观推测，而汪勇清与王彦韬就案件主要事实的供述，能得到控方所举其他证据印证，所以其异议不能成立。

根据认定的证据，并结合被告人当庭一致的供述，本院对案件事实作如下认定：

2003年5月24日下午3时许，被告人董陶、王强在绵竹市体育馆经被告人汪勇清介绍与受害人蔡丽华、彭琳相识，当得知蔡、彭二人意欲重新寻找工作后，被告人董陶、王强即以帮忙找工作为名将蔡丽华、彭琳骗至代运辉处，欲令蔡、彭二人当“小姐”，以从事色情服务。蔡、彭二人表示不从，被告人董陶、王强、汪勇清及同案人王彦韬（在逃）又将两女带至北河坝，对其实施言语威胁、殴打，以退还代运辉“介绍费”为由，向两女索要人民币3000元钱。在两受害人提出、并通过电话向家中要钱后，被告人董陶、王强又分别向两受害人的家人打电话，以放人为条件向其家人索要钱财。下午5时许，被告人董陶还胁迫二受害人向其出具欠条。晚8时许，受害人蔡丽华依被告人的安排，在前往绵竹市体育馆取钱的过程中，被设伏在馆中的公安人员解救。此后，三被告人及其同案人王彦韬又将受害人彭琳带至绵竹公园内，继续对其实施言语威胁。被告人董陶、王强又多次向其家人打电话，以“不拿钱来就见不到人、如果报警只有死路一条”等威胁要挟，向其家人索要钱财。晚11时许，三被告人为继续控制彭琳，又将彭琳送至代运辉处。晚12时许，被告人董陶、王强在带受害人彭琳取钱的过程中被公安机关抓获。

本院认为：被告人董陶、王强、汪勇清（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以暴力和实施暴力相威胁，长时间挟持受害人，并以实际控制的受害人为人质，向受害人家人索要财物的行为，已构成绑架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成立。在本案中，同案人在实施殴打受害人的同时，被告人董陶、王强主要采用言语威胁，以受害人不顺从就要施暴、就要强行要其作“小姐”等为要挟，使当时处于弱势无援的受害人受到精神强制而恐惧不能反抗。从而被告人能长时间实际控制受害人，被告人对受害人的这种控制，实质上已构成了对受害人的绑架。受害人在被告人实施的精神强制下，实际上已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害人在受到威胁的前提下向被告人出具“欠条”的行为，应视为是被告人为达到最终犯罪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它不影响对被告人已实施的“长时间控制受害人、向受害人家人索要钱财”等事实的认定，更不能因此而改变本案的性质。被告人董陶的辩护人关于“欠条正好说明被勒索对象是受害人”、及辩方关于“没有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被告人的行为应为敲诈勒索”的辩解意见，因与查明认定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在本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董陶、王强实施了主要的犯罪行为，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被告人董陶的辩护人关于“董陶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被告人汪勇清在明知的情况下，仍跟随同案人作案，已起到辅助犯罪的作用，应认定为共同犯罪的从犯，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本院为了保护公民合法的人身权益、财产权益不受侵害，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9条第1款、第25条第1款、第26条第1款、第27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 被告人董陶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3000元；

二、 被告人王强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3000元；

三、 被告人汪勇清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15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自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朱 良 军

审 判 员 马 代 勇

审 判 员 陈 启 华

二OO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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